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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会说，公安机关会根据情况，根据初步的侦查资料，对于罪犯嫌疑人进行初步的筛选。我们现在加入这一分析变量，首先假定筛选百分之百有效，假定犯罪嫌疑人百分之百是真正的罪犯，实行刑讯逼供，这时成功的可能性取决于意志坚强者或者薄弱者的比例，根据前面的假定，依然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无法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真实的口供，而只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取得真实的口供。这是最好的情况，当然最坏的情况是，所有的人都不是真正的罪犯，这时只能计算屈打成招率了，屈打成招率也会随着被实施刑讯逼供的罪犯意志状况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前面的假设，屈打成招率在千分之九百九十九，而不屈打成招的人，虽然只有千分之一，但是由于刑讯逼供者很可能不达目的不罢休，因此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可能性极大，其结果比屈打成招服刑更坏。
假定其他变量不变，刑讯逼供最后是否能够达到90％的功，往往取决于公安机关初步筛选的成功率。如果初步筛选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则刑讯逼供的成功率可能比较高；如果成功率是百分之零，则屈打成招率往往很高。实际情况可能在两者之间，情况到底如何，取决于公安机关破案的技术水平、人员素质、整体协调能力以及相关的意志和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刑讯逼供本身又引出了致命的缺陷，它本身只鼓励破案人员更加依赖刑讯逼供，而不依赖于提高技术、提高自己的人员素质、整体协调能力，也很难有积极性来提高自己的破案意志和积极性，因为与后者相比，刑讯逼供本身要容易得多，简单得多。这样，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如果刑讯逼供被当作一种“有效”而“方便”的“破案”工具，那么可以下结论说，即使在刑讯逼供是初步筛选后实施，其初步筛选的成功率也不会很高。进一步说，初步筛选成功率的高低与对刑讯逼供的依赖度也有负相关关系，初步筛选成功率越高，刑讯逼供的必要性和需求水平就越低，初步筛选成功率越低，刑讯逼供的必要性和需求水平就越高。其结果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依赖刑讯逼供，越不投资于破案技术、人员素质等，越是不投资于后者，初步筛选成功率就越低，就越依赖刑讯逼供。其结果就是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的冤假错案比例越来越大，而罪犯则很容易轻而易举地逍遥法外。
刑讯逼供的后果虽然是有过远大于有功，但是人们为什么还接受刑讯逼供功大于过这种荒谬的结论呢？从权利论的角度来说，它表明中国人缺乏权利意识。权利论认为，即使有过是好的，只要某件事情损害了人们的权利，那么这也是不可欲的。比如，减少人口，有利于减轻环境压力，但是是否可以以此为杀人犯辩护呢？恐怕不见得。因为生命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是不可剥夺，也不可让渡。在强调后果论的基础上，强调权利，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强调警察首先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而不是保护某些人的权利而牺牲某些人的权利，可能是解决刑讯逼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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