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理由不能成为主张合同无效绝对不受时效限制的充足理由。确认合同无效不仅仅是对事实的确认，更是一种价值判断问题，是利害关系人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以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也是国家维护合同正义、维护社会正常经济秩序的一种选择。正如
刑法中的犯罪行为与定罪量刑的刑罚一样，犯罪行为是一种事实，刑罚则是对该事实行为的一种价值评判，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并不因为犯罪行为是一种事实，就认定定罪量刑也不受时间限制，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有法定的追诉期间。#a#②#/a#无效合同制度也一样，并不因为导致合同无效的因素是一种事实，就推定确认合同无效这种价值判断的诉求不受时间限制，它们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传统观点的第二个理由不但不能佐证其结论，反而从一定程度上成为确认合同无效应当受时间限制的理由。无效合同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国家法律保护的经济秩序，确认合同无效就是为了保护被侵犯的该秩序。但与此同时，在无效合同的基础上不断衍生出新的经济秩序，时间越长，新秩序链条就越长。确认合同无效以维护旧秩序的同时势必破坏新秩序。当社会对新秩序利益的需求甚于对旧秩序的关注时，价值的天平应当倾向于维护新秩序，而时间就是改变新旧秩序平衡的砝码。正因为如此，即使是那些对社会危害性更大的违法犯罪行为，法律也为了顾及新秩序的稳定而限制追诉时效。《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
18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公安机关没有发现的，不再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
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刑法》第
87条也规定犯罪的追诉时效。无效合同对社会秩序的危害通常小于犯罪行为，更没有理由不受时效的限制。如果法律允许主张合同无效不受时间限制，合同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可以主张无效，许多人都将穷于应付无效合同的诉讼，增加了当事人举证的困难，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了难题，对社会秩序造成更多的不稳定，这才是真正的与时效制度的宗旨相违背。法律应当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不能为了维护旧秩序而不顾新秩序的稳定，如果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合同主张无效，很有可能会牺牲具有更大利益的新秩序。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合同无效绝对不受时间限制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确认合同无效应当受时效的限制，但与合同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不同。诉讼时效仅仅适用于请求权，它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遭受侵害之时起计算。#a#①#/a#在无效合同确认之诉中，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可以适用诉讼时效，但必须以对方有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义务为前提。而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作为合同无效的后果，必须以确认合同无效为前提，如果合同尚未被确认为无效，合同是否无效在法律上还处于不确定状态，返还财产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之后，义务人不履行其义务，权利人才谈得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诉讼时效才能开始起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