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这本书，对我来讲，是一个从未有过的经历。细心的读者很容易发现，本书各章，其实有三种文体，一种是别人把我的英文文章译成中文的“翻译文体”，如第二章“权利与德性”；一种是我直接根据外文资料叙述和评论西方权利理论的“译评文体”，最典型的是第九章“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后两节；还有一种是把问题想明白、琢磨透之后用中国话直书直言的“本土文体”。当然，这样的文体在本书里还是“主导文体”，尤其是在关于民本、乡民、人权的部分。
　　一书三体，文之忌也，非良厨莫为。不过，细细想来，倘若调理一下阅读习惯或口味，这三种文体，其实各有妙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可替换的。用中国话讲中国的事情，自然不必用译评文体，更不必用翻译文体。除非直接用外文写成，或者不得不就着外文语法，直接讲给懂一点中国话的外国人听，如，把“打官司”说成“走进法院进行诉讼”，把“人人有权吃饭”说成“每一个个人都对食物享有权利”，等等。遗憾的是，这样听起来别扭的话，现在已几乎成了我们的主导文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不少有学问、有影响的人都是笔译起家、译介起家，或者至今仍然以译评为学。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对外交流的方便。记得有一次会见外宾，我就突然发现自己讲起横七竖八的中国话，虽听起来笨拙、别扭，却可以让译员翻译得极为顺畅。这个现象值得我们重视起来。自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我们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和一系列革命和改革，中国的固有文化渐渐式微，当初支撑白话文运动的文化自信也流逝不再。现代汉语，尤其是“文革”以来的汉语，的确亟需一场纯化运动，澡雪自身。据说，当年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每当看到《人民日报》出现不规范的语句，就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纠正。我想，维护语言的纯洁，也是维护一种文化的纯洁，维护一个民族的高贵。
　　当然，我们不是非得用本土文体来叙述西方的理论不可，更不能用自家的文化、制度和见解强加给别人，如早期文论或奏折把英国议会两院称做“大英皇帝”之下的“爵公会”和“缙绅公会”，把“president”（总统）译为“伯里玺天德”，把美国总统选举说成“花旗国之朝廷”“公举大酋”，且认为“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至于以一己好恶而妄兴褒贬，就更不足取了，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官员在奏折上故意把“Washington”（华盛顿）写成“兀兴腾”、“洼申顿”一类，文雅些的，不过是把“总统”称做《尚书》里的“民主”（“天惟时求民主”，民之主也）。正如汉语有一个“纯”的问题一样，翻译或译评也有一个“纯”的问题。翻译之“纯”，可言以“信、达、雅”，译述和评论之“纯”，何以言哉?
　　我想，译评的最高境界，当是进得去、出得来，能用本土文体言说，尤其在点睛之笔。但是，也要特别地注意还没有进去，就站在外面，贴在边上，或微观上以只言片语哗众，或宏观上以“本质”、“趋势”、“特征”了断。从这个意义上讲，首先是要真的进去，从容不迫、平心静气地按固有的语式、循固有的逻辑来叙述别人的学说。这也是一种文化气度。先用别人的话说别人想说的事，说到位了，才能用自己的话来说别人的话，说别人想说的事。只有真的进去了，才可能真的把西方人的智识变成人类的共同财富，为我所用。就我个人而言，这十来年断断续续地琢磨西方权利哲学，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译述，也不是评论，而是真的进去。当然，我之进去，还是有很大“保留”的，其一，始终是以文化和语言的异己者的身份和姿态进去的；其二，每进去一点就耐不住想朝外走，试图解释中国的问题，融会中国的文化。其实，真进的问题解决不好，出来的问题也就解决不好。这是我的一大弱点，或许也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的历史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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