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国家行为的范围，上述四部法律文件作了完全相同的规定：“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由法律对国家行为的范围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这是我国在国家行为制度上的特色。
从各国关于国家行为范围的判例或者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国家行为理论适用范围不同的国家，其国家行为的范围也有所不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由普通法院行使
宪法监督权的国家，其国家行为的范围包括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某些行为。而以法国为代表的由普通法院以外的机构（国家权力机关、
宪法法院或者
宪法委员会）行使
宪法监督权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范围仅限于最高行政机关的某些行为。
（二）在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其国家行为的范围也有所不同。在联邦制国家，组成联邦的州或者邦也是中央政府，其与联邦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权，仍然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因此不仅联邦政府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某些行为是国家行为，州政府或者邦政府中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某些行为也是国家行为，同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或者邦政府之间关系的某些行为也属于国家行为。而在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行为都由中央政府中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实施，地方政府的权力源自于中央的授权而不是自身所固有，地方政府不具有独立性。因而地方政府的行为一般不可能构成国家行为。
（三）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国家行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国家行为。资产阶级学者一般认为，国家行为存在的基本前提是权力分立制度的实行，是为了解决权力分立原则下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物。国家行为之所以回避司法审查的种种根据都派生于权力分立原则。至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国家行为，资产阶级学者中还无人论述。但从其论述问题的出发点看，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国家行为是持否定态度的。我认为，国家行为存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权力分立制度，而在于法院的自律，法院如果对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又没有明确的
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完全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法院就极有可能卷入政治旋涡，失去其应有的超然性和独立性，人们也就不能不怀疑其裁决的公正性。这样，司法机关存在的社会基础和人们对司法的崇高理念也将随之弱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权也存在着内在的必要界限，其活动空间并不是无限的，受其性质、能力、地位等因素的制约，对属于国家行为范围内的事项不能作出判断。
（四）不同国家有不同范围的国家行为，而且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范围的国家行为；同一行为在一个时期被认为是国家行为，而在另一个时期又可能不被认为是国家行为。法院在对某一行为的政治性的强弱进行判断时，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就必然会导致出现国家行为的范围常常处于变动不定的状态。例如，在美国，州议会选举划分选区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在1946年时认为该问题是政治问题，法院无权过问；但在60年代，它又认为选举中选区的划分问题，关系到
宪法规定的平等保护条款的实现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法院有权对此作出判断。(32)
（五）国家行为的范围主要是由法院的判例所确认和形成的。从各国的情况看，国家行为的范围是在司法实践中由法院通过特定的判例逐渐形成的，既不是由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也不是由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通过一般的法律解释确立的。换言之，某一事项是否为国家行为的判断权属于法院，在
宪法或者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国家，法院对国家行为有解释权；而在
宪法或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国家，法院对国家行为有自由裁量权。
什么法院对国家行为有判断权呢？实行不同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答案。在法国，由于法律明确规定普通法院不得干预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使，因而很显然普通法院对国家行为没有判断权，只有行政法院对国家行为拥有判断权。在美国，根据判例，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判断联邦国会的法律和总统的行政命令是否与联邦
宪法相抵触，还有权判断州国会的法律和州长的行政命令是否与联邦
宪法、联邦法律相抵触；同时，州最高法院有权判断州国会的法律和州长的行政命令是否与州
宪法相抵触。可见，实际上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在不同的范围内都拥有国家行为的判断权。在日本，根据其《
宪法》第
81条的规定，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都有权判断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与
宪法相抵触，同时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没有约束力，从判例看，日本的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对国家行为都有判断权，而且还出现过上级法院判断为国家行为的事项，下级法院却可以认为不是国家行为的事例。概而言之，在英美法系国家，受“遵循先例原则”的约束，一般只有最高法院才拥有国家行为的判断权；在大陆法系国家，成立专门行政法院的，行政法院拥有国家行为的判断权，没有成立行政法院的，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都拥有国家行为的判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