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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看来，哈氏的法律空缺结构及其法律诠释观，无非是在形式主义和规则怀疑主义之间取得一个妥协的、协调的立场，他对两者各打五十打板，但又从两者中汲取了合理成分，因而哈氏自己似乎缺乏创造。但这种建立在批判精神基础上的妥协，使我们更加真确地感受到了法律的真谛，领略到了对法律进行诠释的必然。所以，在批判基础上的妥协和协调，并不是“和稀泥”，它反映了一种精神，一种在批判基础之上的综合创新精神。
【注释】 加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页。
关于中国古代的法律诠释活动以及“法律诠释学”，被人们称之为“律学”。一部中国法学发达史，倘离开以法律解释为宗旨的律学，便觉空洞无物矣。对此，笔者将在本书第二章予以探讨。而伊斯兰世界的法律诠释，特别是和教法相关的教法学家的法律诠释，不仅是一种有关法律的实践活动，而且自身在创造着法律解释的理论（参见诺·库尔森著：《伊斯兰教法律史》，吴云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而在古代罗马世界，法律诠释学的发达与法律诠释的发达相辅相成。
据笔者所知，中国学者所翻译的萨维尼的著作，目前出版的只有一种，即由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双元先生率领其弟子们翻译的《现代罗马法体系(第八卷)》（译名为《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该书由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参见Karl Larenz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21页。
乌尔里希·施罗特：《哲学诠释学与法律诠释学》，郑永流译，未刊稿。萨氏对法律诠释之要素的全面论述，参见萨维尼著：《现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小桥一郎译，成文堂1993年版，第200页以下。
萨维尼著：《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6、527页。
笔者认为：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萨维尼以法是民族精神为据，反对当时的德国仿照法国而制定统一的法典。这一主张，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前者针对萨氏一个民族无力制定法典的主张，站在民族理性之立场上，对之予以反驳。而后者则站在意识形态立场上，尖锐地指出：“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这个法的历史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产物，那它就是杜撰了德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4页）。从表面看来，萨氏之主张确实有否定一个民族创造法律的能动性之嫌，但稍加深究，则不难发现，法律家在经过累世而积成的“民族精神”中发现法律，自身就是一个人们主观能动性作用于既存之民族精神的过程。更何况按照萨氏的法律发展阶段（自然法、学术法、法典法）说，我们得知，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制定法典，而只是说当时的德意志民族尚无力制定法典，或者说彼时德国的各种习惯法更为适合于德国的社会现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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