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上述趋势与民主化的关系，可用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Elias）的关于寡头政治发展趋势的两层多人博弈模型来说明。在这种情形下，两、三个互相依存的势力一旦达成均衡，上层最强的选手控制局面的机会就会受到相当大的制约；在上层各派竞争的过程中，基层利益集团的竞争能力不断提高；虽然上层最强的选手依然在其他选手中夸示自己的优越性，但由于基层选手能力的增强，一种能够限制强权行为的复杂的关系网络势必形成并日益扩大，即权力的差距将缩小，而行使权力的机会趋向平等[8].在这里，人民势力的壮大、民主化时机的成熟与上层的分化程度成正比。
　　2.民主制度的两种形态：权威型民主与共识型民主
　　中国的民主化实践可以参考M ·韦伯的权威型民主（authoritative democracy ）和日本的共识型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 ）这两种形态。笔者的直观判断是，前一种即全民投票的领袖民主主义，是最有可能性的一种脱离民主集中制和僭主政治的过程，后者则可以与群众路线和“大民主”的某些做法相衔接。当然理论上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韦伯不仅是伟大的学者，还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主张过国家主义和对外扩张，但他同时也批判了俾斯麦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被称为“魏玛民主”的开山鼻祖（Grundervater）和共和制的元勋（Alteste ）。韦伯不是那种陶醉在民众的热血沸腾之中的民主主义者，他非常强调信念、理性、平衡感以及责任伦理。在“议会化”运动中，韦伯把纯粹议会主义与联邦主义、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针对德国当时的分裂、腐败、中产阶层依附于权势者、人民中弥漫着“莫谈国事”气氛、议会软弱无力等政治现实，设计了一种侧重于监控行政活动、培养和选择领袖的议会模式和人民投票式的帝国总统制，我们不妨称之为肯定权力而不是否定权力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民主主义）[9].在韦伯看来，民主就是人民选举他们所信赖的领袖的制度；在民意的支持下，当选的领袖享有极大的权力来贯彻自己的理想，要求人民服从；但是这种权力并非不受监督和限制，人民可以监督控制领袖的执政活动；如果领袖犯了罪过，人民甚至会把他送上断头台。[10]在这里，似乎古希腊的政治自由与孟子的暴君放伐论结合在一起了。在权威型民主下，关键的问题是人民如何在正常状态下对领袖行使监控权，但是韦伯没有为此提供具体的制度性措施。历史的事实证明，仅靠人民投票并不能完全防止当选领袖的专制，除了选举之外，各种社会集团的互动关系以及进行有效决策的制度性框架，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德国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导致了“魏玛民主”失败、希特勒上台。
　　如果说权威型民主的特征是片面强调选举，那么共识型民主的特征则是特别强调包括协商、讨价还价、妥协在内的互动关系。傅高义（Ezra F.Vogel ）指出，战后日本推行自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体系，并不意味着一党专政；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更有效率的民主类型。美国的大众民主主义的原则是“公平竞争（fair play ）”，而日本的社群民主主义的原则是，共识、团结和“公平分配（fair share）”，即通过最大限度的协商和调整来获得决策和利益整合的民主性[11].但是，离开了竞争，是否还真正存在作为民主的基本构成要素的“政治市场”（A.Downs的用语），在公平分配中政府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傅高义的著作里我们找不到对这些问题的明确解答。从这些问题出发，沃尔弗日恩（K.Wolferen）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日本社会存在着无形的权力和无从逃避的专制性罗网[12].日本学者猪口孝和青木昌彦分别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日本政府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得出了非常近似的判断，即在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决策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官僚主导（包含民众）式的多元主义”，或者说是“科层制多元主义（bureaupluralism ）”[13].这种多元状态中有竞争、也有交涉，可以反映民主的价值，也可以反映权威主义经济发展路线的价值，具有相当程度的随机性。把这种实证研究的成果与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观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日本政治中的寻求利益共识的过程是具有某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性的。问题是国家对于利益团体提出的要求，可以根据自己的政策进行协调、选择取舍或者束之高阁，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国家滥用权力、主观武断呢？在这里，明确的规则和公正的程序是必要的。如果有法治，则共识型民主可以成立（如日本、香港）；如果没有法治，则只有当国家确实是在“为民作主”时，它才会承认共识。　　总之，无论是权威型民主还是共识型民主，一旦失去了法治精神，国家或统治者就容不得人民提出具体的权利主张，就会堕落成专制的一种变态。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一方面宣称要发展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强调要维持社会安定，其实，以安定为由来拖延民主正是过去八年间政治的最大特征。当然，人民也期望社会安定，并不会赞成“脱轨的民主（anomic democracy）”；恰恰相反，民众深知，只有“安定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安定的民主体制不能不以法治为前提。在这一点上，似乎当局和人民之间已经开始形成某种初步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