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抗法事态发展速度快，参与人数多，暴力手段逐级上升。抗法之初，多数是某一个或几个人对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不理解和不接受，进而发展到对执法人员进行推搡、拉扯等，最后在抗法行为人的煽动下，很快就发展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聚集，阻拦执法人员。而且在抗法的行为方式上，也由开始阻拦、谩骂、顶撞发展为抢劫暂扣物品、殴打执法人员等暴力手段。如2005年1月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队员钱某在巡逻途中发现有人在违法设摊贩卖盗版音像制品，随即上前执法，违法当事人当即丢弃违法贩卖的音像制品逃逸，当钱某正在清点违法物品数量进行登记的时候，违法当事人竟然纠集他人返回原地，并对钱某进行殴打，最终导致钱某右手腕骨折的恶性突发性暴力抗法事件。
　　2、抗法的主要方式是起哄、煽动、耍无赖、使用暴力且有明显的突发性。通常情况下，由于城管综合执法活动仅仅涉及一人或数人的切身利益，无法形成与执法人员的对抗。为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个人目的，违法人员往往在围观的人群中进行起哄、煽动，编造虚假事实和理由来博取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的同情。也正是这一原因，抗法事件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突发性。
　　3、抗法行为多为临时起意。此类事件行为人大多事前没有预谋，群体抗法的较少，大多因为执法与被执法、处罚与被处罚的矛盾对立激化而发生。执法遭遇抗法大多是在对违法当事人进行行政强制措施及行政处罚时发生的，如对违法当事人采取暂扣违法物品，进行当场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时，当事人一时情绪失控或是不愿意接受处罚想逃避处罚，继而其就采取极端的方法抗拒执法人员执行公务，临时采取了一些抗法的行为。
　　（三）抗法对象
　　抗法行为的被侵害对象全部是城管基层执法人员。这一方面说明群众在对城管执法时存有抵触和对抗情绪，另一方面说明城管基层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现行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系将管理与执法单一的割裂，城管执法仅仅是一个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执行，而在实际操作中执法的方式又较单一，往往执法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容易博得人们同情，由此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使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遭遇较多的抗法行为。
　　（四）从抗法地点和参与人员看，抗法地点多以人员流动较多的路段和人员集中的商业网点为主，参与人员以外来人员为主。抗法事件中，发生在人员流动较多或集中的地点占到抗法事件总数的85%。外来人员地域观念较强，在遇到同乡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时，往往会因地域观念而“帮忙”，同时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抱着一种盲目的同情心也为违法人员说情、阻碍执法，忽视甚至无视国家法律的存在共同抗拒正常的执法活动。　
　　（五）从抗法的方式和后果看，绝大多数抗法事件当事人实施暴力的程度轻微，造成的伤害和损失不大，因而所受的处罚较轻甚至绝大部分不作处罚。从抗法的处罚来看，只有当违法当事人造成了执法人员的严重身体损害才被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或治安案件进行立案处理，绝大多数是被作为一般纠纷处以较轻的教育。由此造成了抗法事件的日益增多，恶性程度的不断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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