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要确保审判公正，就必须实现控辩双方实质上的平等（具有平等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效果），而不仅仅是程序上的对等（形式上的平等参与机会）。事实上，“正是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为了实现实质上的平等，裁判者就不应是简单的案件仲裁者，还应承担负起保护参与能力较弱的一方（在刑事诉讼中，通常是被告人）的职责，以矫正各方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状况。否则，法庭审判将蜕变为弱肉强食的竞技场，尤其是对中国的刑事审判而言更是如此。
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之中，控辩双方不仅程序上还不对等，而且在实质上也极不平等。虽然，1996年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在促进控辩平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如，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改变了人民检察院对法庭审判活动的监督方式，肯定了审判长对公诉人的无关发问的制止权，等等），但就整体而言，辩护一方还处于较为弱小的地位，尚没有能力与控诉一方进行充分的对抗。这不仅表现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系列诉讼权利的缺失（诸如“及时获知指控的罪名及其理由”、“为法庭辩护获得充分的防御准备和机会”、“申请法庭以强制手段传唤本方证人”、“与对方证人进行当庭对质”等），也不仅表现在，那些为现代法治国家所确立与被告人权利有关的诉讼原则（诸如“无罪推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而受双重危险”、“公正审判原则”等）没有能在现行的
刑事诉讼法中得到明确的确立，更是因为，在中国，人民检察院并非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而是
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虽然按照现行法的规定，监督的主体已经不再是出庭的公诉人，提出的对象是法院而不是合议庭，但出庭的公诉人在不违背规定的情况下不能不负有特定的监督职责，以为本院的监督提供依据。否则，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就无从谈起。尽管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意见对于法庭没有实质上的法律约束力。但是，检察机关却享有一个重要的“杀手锏”（如，对于那些违法办案的法官，检察机关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从而可以确保其监督意见得到法官的采纳。可见，法律允许公诉人同时还“附带”承担一定的庭审监督职能，其后果必然是，控方拥有比辩方更多的影响法官判断的权力，这并势必会破坏控辩双方的均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