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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典籍亦有相似之论，只是缺乏系统。如：《易·系辞上》：“效法之谓坤。”注：“效坤之法。”疏：“正义曰：谓画卦效坤之法。拟坤之顺，故谓之坤也。” 又：“子曰：……崇效天，卑法地。”注：“极知之崇象天，高而统物；备礼之用象地，广而载物。”孔颖达疏：“正义曰：知既崇高，故效天；礼以卑退，故法地也。” 《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礼记·郊特牲》：“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礼记·三年问》：“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人之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
九
儒者重礼不重法，但礼有礼法，合乎礼亦可称法。《论语·子罕》：“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注：“孔曰：人有过以正道告之，口无不顺从之，能必自改之，乃为贵。”疏：“正义曰：此章贵行也。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者，谓人有过，以礼法正道之言告语之，当时口无不顺从之者，口虽服从，未足为贵，能必自改之，乃为贵耳。” 礼源于古之圣贤君王，故古之圣贤君王之行可称法。《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疏曰：“此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者，此尧戒舜以为君之法也。……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总言二帝三王所行政法也。权，秤也；量，斗斛也，谨饬之使钧平。法度，谓车服旌旂之礼仪也，审察之使贵贱有别无僭偪也。官有废阙复修治之，使无旷也。如此则四化政化兴行焉。”
孟子不仅重视遵循古圣贤仁政之法，还重视现世君臣之践行为当代及后世垂法。“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30）即使仅论及教育，亦强调要为天下所取法。“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31）此义《礼记•中庸》所述最明：“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荀子同样主张“法先王，隆礼义”（32），强调“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33），“故非礼，是无法也”（34），但法、礼有别，即所谓“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35）。其于法亦有较广泛具体之理解：“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为人师，是王者之法也。”（36）法不仅为礼法，于儒家其他典籍亦可窥见此义。《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季夏之月）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无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给之度。”“（孟秋之月）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季秋之月）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另，《礼记》专述祭祀之法，称为《祭法》。
至于《周礼》所述，除冬官《考工记》外，其天地春夏秋五官之各项职官几乎皆为掌法之官。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其中“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以八则治都鄙”，其中“二曰法则，以驭其官”。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 。其下如宰夫“掌治朝之法”，酒正“以式法授酒材”，掌次“掌王次之法”，大府以式法颁财，内宰“掌书版图之法”，九嫔“掌妇学之法”，典妇功“掌妇式之法”。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土圭之法测土深。小司徒则“掌建邦之教法”。其下如各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载师“掌任土之法”，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春官则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大卜“掌三兆之法”，眡祲“掌十煇之法”，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夏官大司马“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小司马之职掌“如大司马之法”。其下如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量人“掌建国之法”。秋官中，除大小司寇等职官据邦法听讼断狱外，士师“掌国之五禁之法”，司刑“掌五刑之法”，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司盟“掌盟载之法”，司隶“掌五隶之法”。《周礼》之编撰者似视举国上下所有机构职官皆据法理政，依法治事，故所谓周礼或可因此称为周法。
先秦之儒乏论于法理，汉儒论法却较有深义。董仲舒治《春秋》，发明其旨，归纳为“春秋之法”。其所谓法者，“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37）“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38）“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39）尽管董氏所论杂以阴阳之说，如“明王正喜以当春，正怒以当秋，正乐以当夏，正哀以当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故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40）然其论法实有所发明。《春秋繁露·仁义法》：“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闇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之法，义之法：法者何物？规则乎，道理乎？“春秋之法”董氏据以折狱，则以董氏之见，此法很类于英美判例法之法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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