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秦汉诸家论法各别。杂家则错综众说，不可不读。
《吕氏春秋》：“先王之法曰：‘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古之道也，不可易。”（41）此不可改易之先王之法，当是天地之道。“天地不能两，而况於人类乎？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42）然天地之道虽不可改移，时势却不断变化，故不可固执于先王之法。“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43）时势变异，人心本同。察今知古，鉴古明今。省己以知人，察人以明己。故择法而治之关键，在于顺时应势，以人为本。
《淮南鸿烈》之所论法，颇与此相类。其《精神训》曰：“是故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其《主术训》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其《齐俗训》曰：“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事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至贵在焉尔。”如此阐论，不仅有利于今人理解法为何物，于今之法学法理亦当不无启示。
纵观先秦至汉诸家学者之论法，法固不仅为
刑法。然何以至汉之后，凡言法者几乎必涉于刑？
“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或可谓中国古法之特质。其赏罚之中，刑只是一方面。“尧、舜、禹、汤，法籍殊类，得民心一也。”（44）上古各代之法籍应非皆为
刑法之籍。秦王征灭六国统一寰宇之功业，“烈藏庙堂，著于宪法”（45）。既称
宪法，当亦并非
刑法。《尚书》所述之“洪范”虽类
宪法，但不名以法；“吕刑”虽名之以刑，但只是刑论，实非
刑法，皆可置而不论。《左传》所谓周文王之法，楚之仆区之法，晋之唐叔之法、文公被庐之法、范武子之法、士蒍之法，等等，皆应不仅为刑法。（46）“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47）“魏昭王欲与官事，谓孟尝君曰：寡人欲与官事。君曰：王欲与官事，则何不试习读法？昭王读法十余简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读此法。”（48）夏、商、晋之图法、魏之官事之法虽皆不必如《周礼》所述之详备，但皆定非仅书刑律之法。
商鞅变法本亦非仅务于
刑法，然后人所关注者是其“变法修刑”，即《史记·秦本纪》所谓“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自商鞅始，秦国被视为严刑峻法之国。尽管秦始皇曾“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全面建设法制，并取得积极成效。“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49）但后人所注意者乃“秦政不改，反酷刑法”（50）。贾谊《过秦论》之观点颇有代表性：秦“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
强秦严刑峻法，天下人所感知者：法即是刑，刑即是法。故秦朝摧毁，高祖入于秦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51）此约法无疑属于
刑法。随后，汉代秦立，秦法仍行，汉朝诸君主遂务于省刑约法。《史记·孝文本纪》载：“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 有司言淮南王长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废勿王。” 自此，所谓法者主要指
刑法。班固著《汉书》，设《
刑法志》，后世之学者论法，遂多属目于刑，不复注意于法之本义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