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风淳朴为何不是一种奢求
　　应当看到，当今社会出现道德滑坡、人际关系紧张等现象，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旧体制的价值观念因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而被普遍怀疑；另一方面，新旧体制在衔接上出现了某种断链，新价值观念因此缺少生长空间而发育不良，先天不足又反过来弱化其有效抵制旧观念嬗越和侵蚀的能力。在体制转轨的混沌秩序中，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均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分裂，形成双重甚至多重道德品格，导致行为和相互关系的普遍失范。影响新体制生成的因素无疑是复杂的，传统熟人文化、权力文化的熏陶、“经济人”的逐利本性、断层不断加深的社会结构、政府职能转型滞后、权力不受约束等等，都在不同层面上施加了消极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传统文化（如熟人文化）阻碍了新体制、新道德体系的生成，并不意味传统道德就必然与契约社会水火不容。熟人文化固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生产方式，但很显然，“交易”绝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市场道德关注的是公共生活，而熟人伦理则隶属私德范畴。在私人的交往范围，其乐融融的亲情、温暖绵绵的友情、艳阳如火的爱情还有四面八方远数不尽的种种关系，都能给我们带来情感的欢愉。这种私人的道德情感与公共生活无关，自然不受公共规则的调整，这与“做生意亲兄弟要明算账，但弟弟到哥哥家吃饭不用付钱”是一个道理。其实，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需要确立的正是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原则——公私分明。只有明确了什么是公共的，什么是私人的，界限清楚，才真正谈得上和谐。否则，把公共道路当自家的使用，自家的锅碗瓢盘则为“大锅饭”服务，家庭成员成了阶级敌人，或者以父亲训斥儿子的态度对待毫不相干的人……这样不仅社会秩序混乱，人际关系也是一塌糊涂。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公私混淆的局面：公共生活私人化，例如官员以权谋私，商人只顾自己赚钱而不顾他人死活；私人空间则常常为公共国家所侵占，明明是私德问题，总被以“高尚”的名义强迫“从善如流”，例如对于亲属的犯罪行为，中国自古就有“亲亲得相守匿”的原则，但为了“国家利益”，我们却无视人伦而强行要求个人对其指证。
　　毫无疑问，随着国家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陌生人世界或公共空间会继续扩大，相应的社会体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尽管我们的社会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我们正处于英国人梅因在《古代法》中所描述的这样一个过程，即“从身分迈向契约的进步社会的运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契约运动带来的平等与自由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每个人的潜在可能性的全面发展，以现代法治为支撑的诚信观念则为市场经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道德正当性，而中国传统伦理也可从另一维度为我们带来相互间的情感依存——这正是欧洲著名伦理学家海勒提出的新的“美好生活”的三大价值判断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民风淳朴”具有同一价值感受的新生活于我们而言，并不是一种奢求。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事关公共选择的制度和规则能够充分保障契约（包括个人契约和社会契约）的实现并为人们所信赖。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仍需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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