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下的中国刑法学，的确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退，就是守住苏联传统，但苏联刑法学所走过的几十年业已证明：从苏联
刑法中根本无法提炼、发展出精深的、影响世界
刑法发展的范畴，更不用说建构足以回应社会需求的刑法学理论体系。苏联刑法学本身改造于德、日
刑法理论，由于改造过程无章法可循，颇有些慌不择路的意味，对很多问题并没有仔细权衡。所以，在今天，以苏联刑法学为蓝本搭建起来的俄罗斯刑法学自然也前景黯淡，路越走越窄。进，就是提出自己的一整套独特的刑法学理论，克服研究范式的危机，就是要超越德日刑法学传统。在这里，蕴含着两个极其关键的问题：一是要把德日刑法学中合理的成分梳理清楚。德国刑法学在几个世纪里都受意大利刑法学的影响，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国家法治状况的系统理论，20世纪之后成为全世界影响力最为广泛的刑法学理论，100多个国家的犯罪论体系直接以德国刑法学为模本进行建构。今天，说德国是世界刑法学的中心毫不过分；讲德国的
刑法观点，实质上就是讨论刑法学上的通常看法。所以，告别德国刑法学，如何可能？又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德日理论中哪些的确是合理的，具有跨文化意义的？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必须直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建立刑法学的中国研究范式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学德、日（即使我们在内心上多少有些不情愿），同时也需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在个别地方超越德、日刑法学。
二、制约中国刑法学再发展的因素
中国刑法学在未来要有比较好的前途，面临着很多现实的困难。如果不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就无法期许刑法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
1．缺乏学科自信，基本理论框架未定型
中国刑法学规范发展的时间太短，其显得幼稚就毫不足奇。其实，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至少规范地发展100年以上，才能说自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本钱。
以犯罪成立理论为例，“在贝林、李斯特的理论提出来之前，文献上追溯到最早的体系雏形，出现在1840年，德国刑法学Luden已经根据行为、违法性和罪责讨论犯罪的归责，换句话说，古典犯罪体系的酝酿期至少长达半个世纪，如果把Luden以前，个别用行为、不法或者归责（Zurechnung）说明犯罪概念的学说算尽量，则超过一个世纪”。
(P.4)德国刑法学在20世纪初提出第一个系统的犯罪成立理论，经过将近100年时间，学者们又先后提出新古典犯罪成立理论、目的论综合体系、目的理性体系、实质的犯罪论体系等理论，这充分说明，某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要取得长足发展，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国刑法学过去学苏俄，今天学德、日，过段时间又学英美，没有自己的范畴和命题，更谈不上独立的研究范式，朝三暮四，缺乏学科起码的自信，基本理论框架没有定型化，在这种背景下，刑法学就不会有什么前途。
中国刑法学的规范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算起，到现在为止，只有1/4世纪的时间，远远谈不上成熟，如果以人的成长期做类比，属于婴、幼儿阶段。最近20年来，刑法学上似乎总是有一些热点问题轮番登场，大致包括犯罪构成、改革开放与刑法打击的关系、刑法修改、法人犯罪、死刑等。但是，学术上的热点升温快，退热更快。在某一热点尚未完全冷却之时，马上就被新的热点所取代。这种刑法学热点的研究可能会给学术的表面繁荣增添一些佐证，但并没有为刑法学发展带来真正的营养。未来刑法学的发展不需要这种所谓的热点研究，而需要学者们花大气力对一些基础性问题进行系统的、反复的论争，寻找对话的平台，而不是自创话语系统，自说自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