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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自从我进入吉林大学并开展教学活动以来，我对整个大学的学术和教学体制有了更切实和直观的认识和体验。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使我有可能对这个体制的批判更切中要害也更具说服力。正是在这些年里，我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批判：批判了其中的“山头主义”、知识上的不团结现象、浮躁之风或学术消费主义以及日趋严重的狭隘的专科化倾向；批判了其中的“行政与学术不分”和“辈分与行政不分”的倾向；批判了“考研”和“招博”背后的制度性深层因素；对教师的存在、定位及其本分进行了严肃的反思；也对学术刊物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讨。当然，我的这些反思和批判都是与我所谓的“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勾连起来的，因为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第二阶段指向的就是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这是建构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关键之所在。在我看来，外部诸场域对学术场域之宰制的形成，在当代的社会中主要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所谓的“被动者”转变成了“主动者”以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进行形形色色的“共谋”所导致的结果。因此，通过批判意识的提倡，对知识生产机器乃至知识分子在其中的“契合关系”的揭示和批判，也就为学术批判打下了根本的学术自主性的基石，尽管我着眼的乃是一项长期性的事业。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始终对中国教学和学术体制的发展和改善持有一种乐观态度。
11，我们非常感动于邓先生的这种乐观。尽管您非常强调学术批判，但我们从中还是看到了一种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状态，因为我们认为，无论是对制度的批判还是建构，最终都必须还原和依赖于一种老师与学生关系状态的建立。邓先生可以描述一下您想象或者说正在实践的这种师生关系状态吗？
答：确如你们所言，任何学术批判实际上都可以还原成日常的生活实践，可以还原成日常生活中每个个体“我”的积极作为。这也是当许多学生埋怨各种体制性的因素和现实性的因素的时候，我经常会强调“关键是‘你’自己如何行事”这一维度的原因。也正因如此，当我进入学术体制，面对作为学校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关系构成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的时候，我却发现，目前大学中的师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不甚正常的状况：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师生之间关系也受“官本位”的影响而严重扭曲，更像是一种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针对这种状况，我一来到吉林大学，就对我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定下了三条师门纪律：一是不准以任何原因给我、我太太和我女儿送礼物；二是在教学区内绝对不允许给我拎包；三是不准在师门内部和师门之间与其他的同学闹矛盾，要讲知识上的团结。后来考虑到目前学术规范化问题的严重性，我在这三条纪律的基础上，又加上了第四条纪律，即绝对不准出现抄袭剽窃的情况；一经发现，即逐出师门。通过这四条基本纪律的限定，更是通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种师生关系的共同实践，我的师门成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在学术方面，学生们成立了许多读书小组，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和讨论；在资料方面，他们更是互相帮助，资源共享；在生活方面，他们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的师门内部关系之融洽性和学术性，可能是没有接触过他们的人很难想象到的。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师门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在师生日常关系的层面上践行一种最为平实、颇为有力的改变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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