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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当其他措施不起作用且收益被认为大于成本时，人们就会使用或威胁使用法律制裁来解决纠纷。例如，或许今天最普通的商业合同案件类型——它们现在被奋力打到上诉法院——就是起诉制造商所谓错误地中止经销商特许权的案件。既然特许权已经中止，那么诸如个人关系和对未来生意的期望之类的因素将不再有什么影响；特许权的取消表明他们已经不能保持这种关系。一个提起诉讼的经销商也不会担心自己和制造商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经销商通常会在建筑物和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上以及未来的预期收益方面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个被取消特许权的汽车经销商的展览室和店铺的租约仍然有效，他的那些适用于——比如说——普利茅斯轿车的工具，就不能再用于其他品牌的汽车。另外，他将不再有新的普利茅斯车来出售。在很多州和联邦法院，恶意终止特许权的诉讼现在有了一些胜机。经销商经常选择支付律师费的风险，因为他有可能就他的损失赢得一些赔偿金。
一个“非理性的”因素可能会对使用法律制裁的决定产生一些影响。公司的负责人可能会感觉到他或他的机构被愚弄，或者成为欺诈或恶意的牺牲品，那么，法律诉讼可能被视为一种“报复”的手段而被采用，尽管在一位客观的观察者看来潜在的收益小于潜在的成本。
是否使用合同的决定——收益是否超过成本——由商业单位内部有决定权的人来做出，而不同的人做出的决定也往往有所差别。销售部门的人反对合同，合同协商只是销售过程中的又一个障碍，使顾客对合同的文字保持注意有损“顾客关系”。起诉一名没有破产且可能会再次定购的顾客是劣等的策略。采购员和其购买者对合同较少有敌意，但是认为把注意力投入到这种事情是浪费时间。与此相反，财务主管部门——财务员、管理员或审计师——倾向于更具合同性的交易。在大型组织中，合同被这些人看作是一种组织工具来控制组织的运营。它往往会精确地定义并使公司所面临的风险最小化。外请律师——那些有着很多客户的律师——会分享对这种更具合同性的交易方式的热情。这些律师关注预防性法律——避免任何可能的法律困难。他们看到很多不稳定和不成功的交易，因此他们会察觉——或许是过度关心——所有可能出现错误的事情。另外，如果他们的客户对交易计划不是过度随意的话，那么他们以法律制裁来解决纠纷的工作就会更容易。内部律师，即专职法律顾问，更难予以归类。他可能对更具合同性的交易方式有一些同情。他从法律的观点分享外部律师的“技术激情”，希望看到交易事务从法律角度看整洁有序。因为他更关心避免纠纷和解决纠纷而不是出售货物，和销售人员相比，他可能很不愿意仅仅依靠口头承诺的约束。然而，专职法律顾问更是组织的一部分，并且更能意识到其目标并服从其内部制裁的约束。如果潜在的风险不是太大，那么对于是否向销售部门建议一个更具合同性的交易程序，他会倍感犹豫。他必须向经营部门出售其服务，他必须珍藏他所拥有的权力，只将其花费在他认为是重要的事情上。
决定将使用更具合同性的方法建立关系和解决纠纷这一权力在不同组织的不同时期，将由不同的人来行使。在大多数公司中，如果合同的方法被正式采纳的话，销售部门和采购部门拥有很大的权力来抵制或忽略这种方法，然后以自己的方式处理纠纷。然而，在较大的组织中，财务人员和管理人员有着不断增长的权力要求保持秩序和服从。偶尔，专职法律顾问必须对这些部门之间冲突的立场做出裁断；在提出“法律建议”时，他可能会以合同使用的商业判断为必要条件。不时地，他会借助外部律师事务所的声望，通过外部律师事务所的观点来加强自己的立场。
显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变量影响合同使用的程度。一个是两个商家之间相对的谈判权力或谈判技巧。即使一家小型供应商的管理人员在公司内部取得成功并创建了一个合同交易制度，但是如果该公司的大主顾不愿意受到任何束缚，那么就不会有合同。绝大多数情况下，通用汽车公司的供货商都是按照通用汽车公司愿意采取的买卖方式来进行交易。然而，谈判权力不单纯取决于市场规模或份额。即使通用汽车公司也可能需要某个特定的供应商，至少暂时如此。另外，谈判权力会随着交易关系从最初创建到继续维持而变化。一旦一种必备部件开始生产，即使一家巨型公司也会发现自己受制于一家小型供应商，因为可能没有时间转向其他供应商。而且，本文所讨论的所有因素都可以被看作是谈判权力的组成部分——例如，买卖双方的董事长之间的私人关系会赋予销售经理优于对方采购员的巨大权力，后者曾被指示要给予卖方“各种体谅”。另一个与合同的使用相关的变量是第三方的影响。联邦政府或者资金的出借方等，可能会坚持要求在一个特定的交易中制定一份合同，或者可能会影响某人是否根据合同宣称其法律权利的决定。
那么，合同经常会在生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他因素也是重要的。要理解合同的功能，就必须全面探究规范交易行为的整个体系。必须研究更多类型的商业社团，必须分析合同诉讼以考察为什么非法律制裁未能阻止法律制裁的使用，必须对本文所提及的所有变量进行更系统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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