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国宪法第46条的规定是具有历史正当性和解释力的。正如上文所述，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实施着全方位的保障与供给，当时“国家培养青年”义务在教育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确实落到了实处。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宪法第
46条对大学生学习权愈来愈失去了其应有的解释力和涵盖力，时至今日更是凸显了其内在矛盾性。因此，笔者以为，应该在修宪时将
宪法第
46条第2款当中“培养青年”这一无法落实的宣示性规定删除，让
宪法第
46条成为仅适用于少年和儿童的义务教育条款，并为了显示社会主义优势性，应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逐步实现从九年义务教育到十二年义务的过渡，最终使
宪法第
46条所规定的受益者惠及“高中生”。
既然
宪法第
46条仅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权的
宪法依据，而不是大学生学习权的
宪法法源，那么，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学习权的
宪法依据为何呢？基于学术自由包括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的基本认识，笔者以为，我国宪法第47条是大学生学习权的
宪法依据。其中
宪法第
47条前半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是大学生学习自由权的
宪法依据，而
宪法第
47条后半段——“国家对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则可视为大学生学习社会权的
宪法依据。至于其他成年公民的非在校学习权可借鉴德国和日本学者的观点，将其
宪法依据锁定为我国宪法第
42条第4款的规定，即“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