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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来先生“对由各种职称制度、学术评价制度、学术激励制度、学术出版制度（包括刊物）和学术基金安排构成的这台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机器进行分析和批判”，[24] 显得态度更加激烈，对权力干预学术的状况持有更加警惕的立场。但我以为，正来先生的对权力的警惕仍然带有更多的学理性的思考，比如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被动者/主动者”）、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布迪厄的知识场域理论等等，有着诸多反思，而对诸如启蒙理性话语带来的历史和知识书写的压迫（语言不再是主体的功能，反而该是主体成为语言的功能），对任何的一种传统合法化的质疑，是对启蒙知识、理性知识、可通约知识的极度不信任，是对任何的“宏大叙事”的拒斥，不见得就可以不加反思地接受。换成正来的言说，便是对种种“场域”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因素“如何经由社会科学家自身的研究而侵蚀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这样的问题倍感警惕，他引述布迪厄的话说：“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个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game）领域的聚合，而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下。”[25]这就是说，总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等，在包括布迪厄在内的法国的一批“巴黎高等师范”出身的群星思想家那里是纷纷失效的。在这一点上，正来似乎并无多少异议。问题在于，我们的启蒙的、理性的知识从来就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力过，可通约的从来便是权力对身体和知识的管理的“知识”（潜规则），尤其首先管理的便是身体，然后知识就得乖乖地为权力服务了，也即只能是权力的奴婢的。就如同有人认为“学术腐败”是因为所谓“学官”或“学术带头人”有恃无恐，是因为“权力膨胀”而不是“教授没有权力”，所以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而只可能愈演愈烈（恕不指明具体作者）——其显然忽视了我们特有的“官学一体”与“权学交易”的中国特色，知识本身从来就没有在学术领域获得过基石的地位——正来的批判在这里刚好是从相反的方向一样地有点游离了靶心，从而让自己的反思与颠覆也就在此显得相对薄弱。
也就是说，对于知识制度本身，显然还有诸多严峻的历史具体性不能忽视。我们总是喜欢说北洋军阀时期对知识的管理如何如何，早年的北大是如何不拘一格降人才，似乎我们正本清源就可以了，事实是这样的吗？那是因为天朝摇摇欲坠之后人家顾不上，一旦顾上了，不管是谁来统治都一样，即便是当初很开明的也一样可以变得很不开明。当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缺特立独行之人，无论是古代的士大夫气节还是现代的北大自由精神。我们所最缺的从来便是把上述气节和精神变成一种制度化的东西，从而让知识和知识人获得制度性的保障。刚好相反，从来便是一经权力整合，知识和知识人纷纷寻求权力保护，不能获得荣华富贵或者建功立业的机会，至少也能饭食无忧或者安全无虑，否则你就掂量掂量了。更不用说“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并变异到今的“量化考核”等等，一如正来所指出的那样，“更为糟糕的是，社会上因此还出现了一些把自己的地位或重要性与其所研究对象的地位或重要性等而视之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只要认真严谨地作些分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专家学者’的所谓研究对象并未经过科学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新闻媒体或其他公共机构设定的日常论题，他们与新闻记者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是一些被称作为的学术机构，而新闻记者的工作单位则不是；坦率地说，他们的‘研究’甚至不具备一些新闻记者的评论所可能具有的学术启示。”[26]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还算好的。君不见眼下几乎所有行当都可以评职称，而且大半以上是行政人员，主要看工作表现，当然最好是“劳模”，就一样可以很顺当地评副高正高，“发表”几篇“论文”是要的，好办，现在是包写论文、包找刊物、包发表“三包”（只要付钱）。这还不仅仅是让人恶心的问题，更可怕的是知识无用，学术只不过是用来装装门面的东西。
因此：一方面，行政权力一天不退出学术领域，学术评价要归于正常就差不多是与虎谋皮，如果高级学术职位或者职称不是由学术共同体作出审议和评定，并根据职位的缺出进行聘任，要净化学术环境就绝无可能；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大力争取官方的理解和支持，行政权力哪天真正退出又才是可以预期的——这也便是一方面我对杨玉圣所曾作出过的诸多艰苦努力和重要贡献持有衷心赞赏的原因[27]，另一方面又对于正来先生发起的对知识的生产机器的宰制性力量的颠覆和挑战[28]，比如对朱苏力“招博事件”所作的制度层面的持续性反思[29]，比如发起和联合108位教授在互联网发表抵制学术腐败的公开信，[30]比如2005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连续刊发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等，都随时随地保持着高度关注。尤其是最后者，还不仅仅是法学界的一件大事，而且更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甚至有魏敦友先生评论说：“如果说‘周叶中教授事件’代表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堕落，那么可以认为，‘邓正来教授事件’则代表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上升。在我看来，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前途完全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较量。”[31] 是的，在我看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实际上便是正来先生发起的第二轮学术本土化和规范化运动的殊为重要的具体结晶。其对“存在着一种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自上而下’的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由于这种规划本身是从意识形态、政策或非学术的需要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把那种根据它而生产出来的知识称之为‘规划的知识’。”和“存在着一种也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说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亦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那种知识。”[32]展开了充满激情的全方位批判。而实际上，此前正来先生个人早已有过一场持续的知识搏斗，而且旷日持久：其不仅事关我们自身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的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理论化处理，而且关涉着人类社会发展中种种知识状况和思想状况。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当下语境之中，首先还必须对知识本身进行正本清源，而正来先生便是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追问和论辩，来达致理论上的澄明之境的。
让知识回到知识本身，让学术回归学术，理论上说说是没有问题的，也包括重建学术规则，比如评价机制、学术研究范式和学术传统，但如何在知识存在的状况中进行有效的考察和追问，乃是重中之重。我们知道，即便是在西方，知识的独立也并非一帆风顺，而且就像正来先生已经考察和研究的布迪厄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他们的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也一样在其他场域中比如受到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种种因素的侵袭，只不过我们的知识存在状况更加严峻而具体罢了。一如叶勤博士在评论杨玉圣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一书的文章中所说：“邓正来对‘异治性’的警惕显然出自对本土学界的传统与现状的某种认知：汉语学术从其源头处便孜孜以求成为‘帝王术’，在而后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这一倾向并未得到反思，反而在独尊儒术和科举制度的‘利诱’与文字狱的‘威逼’下愈演愈烈，直至将政治权力的宰制内化为自身的品质，并在20世纪的若干年里达到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致几乎将学术本身全盘摧毁。”[33]至少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自身的知识社会学不仅是残缺的，而且从来就不允许独立存在。悲剧在于，知识的真正发展是出于无限多的有限个体单独面对社会的研究结果，而且还是进行不断的论证和互相质疑与辩难的结果，否则就几乎是件拔着头发想上天的事情。因此，我们学习西方技术凭着中国人的聪明一样可以制造出种种先进的武器，可我们自身知识的积累与发展却老要从头再来，要不就始终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穷于应付状况，然后就总有一些愤世嫉俗者遗世独立，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时过境迁之后一切依旧，顶多多一些文献资料罢了——你看看，我们历史上还是存在有独立知识分子或思想家的。如此而已。
平心而论，无论是张文显先生还是梁治平先生、朱苏力先生，均是体制内颇有建树的学者，正来选择他们作为知识批判的对象，除了他们的广泛影响，可能便是他们的代表性。而且更是正来长期以来反思、批判、颠覆旧体制的知识制度的一次付诸实施的具体检测和有效论证。无论是“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还是“法律文化论”、“本土资源论”，正来均把他们建构起来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审视并检验，而这个检验的总前提便是“现代化范式”。因为上述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地从不同侧面论及了研究范式的重要性，就像必须进入同一个题域才是可以讨论的那样：无论是思想还是知识，只有深入到其内部语法和肌理才是可分析的。那么，正来先生一直强调的诸如学术评价、学术规则和学术研究范式以及重建学术传统等等，显然都必须建立在研究有效和知识积累的重要基础之上。同时我们注意到，正来先生的追问并非仅仅针对上述几位学者，而是首先给我们中国作出定位——你为什么这样研究，而不那样研究？这样研究的效果如何，有效性如何？是否提供了知识增量的可能性了？因此对中国问题的定位就变得非常关键，“在这里，由于中国现实是‘问题化’理论处理的对象，所以中国现实从属于的当下世界结构以及中国结构便是我们思考和探究的基础性要素；与此同时，对这种中国现实所做的理论处理又是我们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根据——或者说我们定义‘中国’的根据，因为它是我们根据自己的话语去思考和想象中国及世界之未来的出发点。”[34]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什么研究中国？世界结构中的中国是怎样的？中国结构中的中国又是怎样的？那么据此，对上述诸位学者的理论模式的检验和批判就有了准确的定位。而这个定位决非是正来先生一时心血来潮，在我看来则是跟他往日与布迪厄、沃勒斯坦、吉尔兹、庞德等等大师进行对话和讨论紧紧勾连在一起的。邓正来之所以为邓正来，并不在于他有着惊人的理论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极其充分的知识准备和相当卓越的论辩能力，因此我认为他对国内的相关重要学者的理论范式的质疑和批判，实际上也便是在极为精彩的论辩过程中得以完成的。“现代化范式”按说我们耳熟能详，其由来已久并不知不觉地支配了中国人思维近百年的东西，正来先生却多少有点石破天惊地指出：这个“现代化范式”的分析力几乎跟它在中国语境之中的自我消解的强度一样不可思议。难怪，正来先生要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刻”，[35]“这才是三千年来从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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