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释】 其实，法学领域内的“实证研究”很早就已经出现，但是在90年代之前，实证研究更多地体现在公检法内部以实务为导向的研究，不具备理论研究的性质，更加不是在学术脉络内展开的学术研究，而是对研究结论有非常浓烈的部门立场，对研究成果有强烈的应用性诉求，在这个意义上与其把它们称作实证研究，不如叫做工作调研更为准确，因此构不成本文所探讨的实证研究。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以下两个基本原因：其一在于政治法律观的解释力在转型中国这样一个日益非意识形态化的国度里正在日益弱化，其二，这是法学界对于法律工具观的普遍反思的理论结果，因为一旦承认法律只是社会变革的工具，那么法律就必然是统治阶级或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一旦否认这一点，法律就可以脱离政治的牵拌开始关注真正使之形成并在生活中有效实施的社会经济条件，这种转变使得学术有可能不再回应统治需要，而是回应社会需要，回应社会对于理论的需求，更进一步说，它又蕴涵着学术独立的可能。
如《送法下乡》，《法律是如何实践的》、《模糊的法律产品》等等；
必须指出的是，带着这种过于强烈的自尊心态从事学术必然会有很多前见，而我们的反思“必须检视研究者的这种前见和定见以什么样的面貌以及通过什么渠道进入建构知识的过程。”
熊秉纯认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学术传统，与19世纪以来中国艰难坎坷的命运有着深切的关联，是一个由个人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出发的传统和一个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的传统。熊秉纯.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 中国社会学第3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58页；
正是在此意义上，苏力才在学问或知识与社会现实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之后，在中国复兴这一伟大事业的无限性中获得合法性或意义：中国的复兴“也许是现代中国对人类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因为和现实相比，任何理论学术都会黯然失色，都不过是一种解说，而且永远不会是最后的解说”。《法制与治理》，第320页；
这一工作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庞德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亨利•布律尔的《法律社会学》、罗杰•科特威尔的《法律社会学导论》等等都为后来法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尽管该课题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农村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但不知为何在正式出版时被作者换成了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这显然不是任意为之，而是包含了作者的主观判断在内；
为了使国家法律和威权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各方博弈者，权力主体往往采取将纠纷制作成案件特别是刑事案件的技术加以操作，使得国家权力得以以一种正当化的方式强行进入公民的生活对其肉体和精神施加双重影响。国家法律在乡村就相当于一幅山水画的远景，只具有心理预期和望梅止渴的功效；
仔细研读相关著作不难发现，王亚新教授已经意识到了二者发生交叉与碰撞的可能，并在自身的法社会学研究中自觉地试图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尽管出现了这样细致的理论努力，但是实际上注释法学的逻辑仍在支配着法社会学的解释框架甚至是研究者的研究思维。当然，我并非在一般意义上否定注释法学所具有的正面效用，也并不认为坚持了注释法学就必然会阻碍法社会学理论模式的有效应用，我只是想表达一种隐忧：在注释法学的研究方法十分强势的状态下，如果我们在进行法社会学研究的开始就不能保持一个独立的思维模式以及足够的理论自觉的话，那么在研究过程中回归甚至重新落入我们试图逃逸的注释法学模式与结论的可能性会不会转变为一种必然、一种宿命？
“除了注意研究中国问题外，我们这一代学人还应当特别注意不要为我们的学科所限定，应当注意交叉学科的法学研究。……我们处于一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之中，我们不需要那么急迫地寻求自己的学术定位；我们有中国的现实和历史；而且又正在出现一批很有潜力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这一切有可能使我们的学术本土化，包括法学的本土化，即形成中国的学科，提出中国的学术命题、范畴和术语，形成中国的学术流派。”《法学研究的规范化、传统与本土化》；
事实上，最近也确实有许多本来属于社会学阵营的学者加入到了对于法律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当中，形成了一批也被冠之以法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法律与社会》，有些高校在社会学中也开设了法社会学的研究方向，这更加加剧了对于法社会学学科地位和属性的争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