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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协调者坚信，对案件程序的任何影响都是积极的。她认为，由于更多的被害人参与处理程序，发表他们的意见和将法官置于“尴尬的处境”，可能会有更高的有罪答辩率。与此相反，助理地区检察官认为，新立法“明显地降慢了轻罪法院案件处理的程序”。他说法官对新法律的解释，意味着在轻罪答辩被接受后为了联系被害人和征求他们是否愿意出席量刑程序，必须建立分开的量刑日期。但是除了对新立法实践和经济成本的考虑之外，我们访问的两位检察官也都承认，该项改革是“一件好的事情”。
一个公设律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他相信大部分被害人权利被授予的同时，也认为严重犯罪的被害人可能要受到更多的关注。像检察官一样，公设律师认为对被害人通知的规定降慢了案件的程序，尽管这还不足以构成对被告人正当程序或者迅速审判权利的侵犯。然而，总体上他认为本州被害人权利立法的影响是负面的，他描述了自己看到的在被害人权利立法自身存在的不适当的法律和心理上的目标：
被害人应该成为刑事案件的一个主体，这是个误会……[此外]，鼓励被害人去认为他们对案件的参与是一个有价值的治疗经历……在许多案件中，[一个]刑事案件不是一个适当的治疗机制。
按照新的州的立法，缓刑官和警察机构共同承担一些责任。警察官员负责最初的被害人通知和负责被害人与服务组织的联络。缓刑官员负责就假释释放和撤回事项通知被害人。虽然这两个机构的受访者赞同公设律师的观点，即认为立法有法律和治疗的目标，但他们用相对较为积极的语言描述本州的被害人权利立法。缓刑官员观察到，被害人通知和参与的增加对被害人来说是有益的：“整体上说，他们需要感到控制的感觉。”对于被害人在刑事司法制度程序中作用的增加，恢复了被害人和被告人利益之间的必要平衡：
如果没有被害人和证人的合作，制度无法运作……立法恢复了失去的平衡，该种失衡是所有法院决定增加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结果。
威斯康星州的洼可沙县（Waukesha）。在洼可沙县，我们访问了一位地区副检察长和检察官中指导被害人的支持者。就像在密尔沃基县一样，他们报告说，他们的办事处遵循了新立法所要求的大部分程序。他们指出，最大的变化是不得不将指控的决定通知所有的被害人。就像助理地区检察官所说的，新法律“使少部分不愿意与被害人谈话的支持者恐慌”。在立法通过之前，该办事处就在性侵犯和其他严重犯罪案件中要求在提出指控或者拒绝起诉时告知被害人。但是新法律极大地扩大了这种通知的范围。该立法也导致了通知被害人权利小册子的生产（预计成本6，000美元）和邮资与电话使用的增加（预计每年成本3，000美元到5，000美元）。最后，他们开始采取所有努力去通知被害人，包括采用新的计算机软件进行通知的尝试。
地区检察官的代表相信，1998年的立法可能最初降低了案件程序。就像他们的伙伴在密尔沃基县反映的那样，他们注意到自从立法生效以后，一些法官为了让被害人拥有出庭的机会，坚持在轻罪案件中安排一个额外的量刑日期。（被害人权利的支持者指出，不到三分之一的被害人坚持出席量刑程序。）
我们访问的人相信，在被害人权利立法背后的理念是好的。被害人的支持者指出，现在被害人支持者对于提供法律所要求的大规模通知是非常重要的，而立法正是增加了被害人支持者所需资金的安全性。但是被害人的支持者也争论说，立法转移了地区检察官职员在处理被害人问题时的灵活性和控制力。她坚信这样的事实，即现在职员们必须在所有的案件中作出多样通知，意味着他们不再能灵活地在他们认为被害人需要更多帮助的案件中花费更多的时间。
不仅是洼可沙县地区检察官的回答，公设律师的代表也认为立法极大地延长了案件程序时间。公设律师相信由于现在必须在答辩和量刑前通知被害人，许多案件的解决会花费较长的时间。全面地说，他对该州被害人权利立法持有混合的评价。他承认，法律的规定给予了被害人一个描述自身如何受到犯罪影响的机会。但是他也指出，让被害人在答辩、量刑和假释决定中发表声音，转移了人们对于非个人化程序和技术专家的依赖，减少了公正结果的可能性：
它给其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是不公平的。他们不是作为一方当事人和律师的身份出现，但它打断了本来应更为迅速或公正的案件解决。它给予他们一个解决案件的事实上的权力。
公设律师代表关心的是，个体被害人的愿望代替了更为抽象的公众或社会利益的概念。他提到一个性侵犯案件中包含了一个未成年嫌疑人和被害人。当检察官看到被害人的愤怒时，决定继续案件。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推翻了一份早期的与公设辩护人、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达成的协议，而这份协议作为一个更为适当的案件解决方式是用来推迟起诉的：
被害人因事件变的极为愤怒……地区检察官感到他无法面对被害人……当地区检察官站在被害人私人律师的立场时，事情将会变得严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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