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为政者的道德才能具有巨大的人格感召力，引领着社会风俗的善恶。众所周知，明星可以引导时尚。为政者作为特殊的公众人物，身处高位，众目仰视，其言谈举止极易为公众仿效。孔子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孟子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上》）荀子云：“上好羞则民暗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荀子.大略篇》）。《礼记.乐记》云：“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上行下效的历史事实也不绝于书。汉初大臣陆贾在《新语》一书中云：“周襄王不能事后母，出居于郑，而下多叛其亲。秦始皇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傅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齐桓公好妇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国中多淫于骨肉。楚平王奢侈纵恣，不能制下，检民以德，增驾百马而行，欲令天下之人馁财富利，明不可及，于是楚国逾奢，君臣无别。”
由此可见，国家的确需要贤人来治理。人民在一个国家生活犹如乘船远航，自人民踏上国家这艘航船时，他们的生命安危、幸福安康全部系于这艘航船。而国家这艘航船并非人人都能驾驭，只有那些饱经风浪历练，具有精湛的航海技术且在遇险时能最后离船者才能堪当此任。如果仁者掌舵，俊杰在位，则乘风破浪，履险如夷；若夫奸佞当道，小人得志，则触礁搁浅，险象环生。这就是人治主义之精义所在，古今中外政府官员的选拔与铨叙制度体现了人治主义这一精义。当今西方国家的民主直选制度选与中国古代科举选拔官员的制度，虽然程序设计不同，但其用意皆在获取贤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
十一条规定了担任公务员应当具备的七项条件，其中第四项“具有良好的品行”与第五项“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就体现了为政者应具备德才兼备条件这一人治主义的基本要求。另外，我国《
法官法》、《
检察官法》等法律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人治主义主张贤人政治，但并没有说仅靠一个或几个贤明的领导人就可治理国家，也没有说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依赖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贤明上。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指出君主贤明与否关系国家安危，“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他接着向后主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祎 、董允、向宠等人，劝谏后主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可见诸葛亮的心目中汉室之隆决非仅仅依靠阿斗所能达到，而得依靠那些“志虑忠纯”、“性行淑均”的贤人组成的执政团队。人治主义所说的“贤人”其实是指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读书人群体，由他们组成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来管理国家，钱穆先生称之为“士人政府”。中国秦汉以后国家政权存在君权与臣权之分，皇帝在法理上是最高统治者，但是国家的行政权力由宰相执掌。宰相虽是政府领袖，但相权又由六部分掌，六部又设有二十四司具体行使国家管理的职权。以西汉时期为例，皇帝的秘书处称尚书，只有四员。但宰相秘书处却有十三个部门，称十三曹。西曹管相府吏属；东曹管两千石长官迁除，并军吏任用；户曹管祭祀农桑；奏曹管一切奏章；词曹管词讼；法曹管邮驿传递；尉曹管运输；贼曹管盗贼；决曹管罪法判决；兵曹管兵事；金曹管货币盐铁；仓曹管仓谷；黄阁管十三曹之总务，其性质乃宰相府办公厅。相府这个庞大的组织系统处理着全国重要的军事、行政、司法事务，各公曹的职权从法理上讲全是宰相的职权。皇帝不能一人操持天下，同理宰相也无法做到，宰相的权力也须最终通过级别较低的公曹官员来行使。宰相和众多公曹官员来自于何方？他们是通过考试制度（贤良对策和举孝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能人贤士，虽不能说他们俱为伏龙凤雏，但也不能说他们都是唯唯诺诺的无能之辈。敢言卫青、霍去病、李广等无能？怎又敢言宋弘、董宣谄媚？再如，在唐代，凡遇军国大事，皇帝要颁布诏书，照例先由中书省属官中书舍人各拟意见，称为五花判事。再由中书令即宰相审核裁定，送经皇帝画敕后，再须送经门下省，由其属官给事中一番复审，若门下省不同意，还得退回重拟。因此必得中书、门下两省共同认可，一道皇帝诏书才算合法。足见，皇帝降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个人行为，而是经过一个严密的制约程序始具合法性的集体行为。上述有关西汉相府机构设置以及唐代诏书的制度有力地说明了国家机器必由众人集体操作而非一人或几人就可运转的这一简单道理。明白了这一道理，自然可以推导出国家的兴衰治乱依赖于整个士人政府的结论，自然也可以理解中国历代王朝均采取重典治吏国策的内在原因。当然也可以看出“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依赖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贤明上”这一指责人治主义的理由多么荒诞不经。笔者把中国历史上的九个主要王朝的传位与国祚情况作了一个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