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主义新诂-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实践也证明了人治主义也是重视法制（礼制）的一种治国方略。例如，“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 商朝第四代天子太甲违反了居丧之礼，伊尹把太甲流放桐宫（汤之葬地），使其思过。再如，汉昭帝驾崩，无嗣，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与众大臣迎立昌邑王刘贺继承皇位，但不久霍光等三十六朝臣奏明太后以违反居丧之礼为由，废黜了刘贺，因而后世称颂霍光为“汉之伊尹”。历史上，能恪守天子之礼成为后世楷模的天子也有许多，如周文王礼遇姜尚、汉文帝为母亲尝汤药、刘玄德三顾茅庐、唐太宗虚心纳谏等，这些君主守礼治国的事迹成为千秋佳话而广为传颂。处于九五之尊、拥有四海的天子尚且不能凌驾于礼制之上，士大夫以及庶民百姓自然也应服从礼制的约束。普通社会成员如果藐视礼法，违反礼制，无异于被社会所放逐，他们将因之在社会上寸步难行,甚至要付出生命的巨大代价。我们打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些爱情悲剧的主人公往往因为他（她）们是礼教的叛逆者，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与焦仲卿；那些爱情正剧中的主人公因为先叛逆后回归礼教而获得蟾宫折桂、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张珙。这个现象揭示了礼制对社会成员巨大的约束作用。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生活在依礼制构建起来的上下尊卑有序的社会中，而不是生活在法律荡然无存、一片混乱的恐怖的国度里。“余生前清光绪乙末年，后甲午战争一年。六岁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师。十一岁光绪卒，十七岁辛亥革命，余此十二年间，亦已稍有知识，至今尚多能追忆。要之，政府动乱于上，而社会仍安定于下。固是疆土辽阔，中央与地方疏隔不亲，而社会风气亦有种种作用，敬老尊贤乃其一端。”(6) 举世皆言晚清是一个国运多舛、动荡不安之秋，钱穆先生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提出了政局动荡于上，然而社会安定余下的观点，说明中国传统礼制能够营造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秩序，其秩序形成机制颇为耐人寻味。
　　世界上绝无一种十全十美的政治学说与政治法律制度设计，人治主义治国方略也不例外。人治主义的软肋在于它主张法先王，太看重法制之凝固性与同一性。秦汉时创制的政治法律制度，后代王朝虽然应时有所损益，但主流仍然萧规曹随，一脉相承，延续数千年，这在世界政治法律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但正是这种成功造就了士人们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思想惰性。在中国社会面临巨烈变革的时候，这种思想惰性会构成社会变革的巨大阻力，甚至会使社会变革步履蹒跚。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礼教派对法理派展开猛烈攻击，最后法理派退让和妥协便是一个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