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
宪法诉愿程序有助于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发挥违宪审查制度的功能。
如在实行
宪法法院制度的国家，启动违宪审查程序，通常有三种形式：一是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发现成为审判依据的法律可能存在违宪时依据职权向
宪法法院提请审查。这种情况称之为依据职权审查。二是本案件的当事人认为，本案中适用的法律可能违宪时，请求法院向
宪法法院提出违宪审查提请，法院审查后认为有理由时，向
宪法法院提起审查请求。这种情况称之为依据当事人的请求；三是法院对当事人的违宪审查请求不采纳时，当事人对法院裁决不服为由，直接向
宪法法院提起
宪法诉愿。这一途径，实际上为个人直接向法律规定提出挑战提供了制度与程序的可能性，有利于个人面对强大的公权力主张其合法的利益。
再次，
宪法诉愿程序的安排有助于合理地确定
宪法救济的范围，建立以
宪法救济为中心的权利救济体系。如前所述，人类在
宪法发展实践中发现
宪法诉愿制度的目的并不是把
宪法功能万能化，也不是以
宪法功能代替法律功能。在社会生活中
宪法与法律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如没有严格的程序性限制，
宪法诉愿有可能变为“超级”的制度体系，影响已经建立的权利救济制度的协调发展。
最后，
宪法诉愿程序有助于保持“补充性”属性。
所谓
宪法诉愿的“补充性”功能，是指
宪法诉愿的请求人应穷尽其他法律规定的救济程序后才能提起
宪法诉愿请求，
宪法法院才能受理，称之为“补充性原则”。从实行
宪法诉愿制度国家的经验看，补充性原则的内容一般包括：（1）请求人在正式提起
宪法诉愿以前，首先要经过其他法律的权利救济程序，如对行政处分提起
宪法诉愿前，要经过行政审判和行政诉讼程序等；（2）
宪法诉愿的补充性原则所需要的“依据法律规定的救济程序”具有特定的含义，即合法和正当的程序，并不包括缺乏合法性的权利救济，否则会加剧请求人利益的损害。（3）
宪法诉愿意义上的“权利救济程序”指的是直接针对公权力行使或不行使，请求判断其效力的有无的具体程序，并不是指事后的诉讼程序。（4）经过其他权利救济程序是一种实体的判断，不包括因形式要件不具备而不受理等情况。（5）还有一种情况是，同时存在几种权利救济程序时，原则上要求经过法律规定的所有救济程序。但请求人为多人时，其中一部分人经过其他权利救济程序，其他人没有经过时，通常解释为经过了权利救济程序。
那么，为什么
宪法诉愿制度程序上必须遵循补充性原则？这里存在着
宪法诉愿制度的本质要求与功能的客观界限。首先，这一原则决定于
宪法诉愿的本质属性，即
宪法诉愿不是一种选择性的权利救济形式，而是例外的、特殊的权利救济手段，是在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救济找不到可选择的途径时运用的制度。它既不能代替已有的权利救济程序，也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合理界限。[5]在现实生活中，对基本权利的侵害往往是以法律的违宪性为基础的，通过对法律规定的权利救济程序，一般的基本权利侵害问题能够得到救济。但由于法律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基本权利类型的多样化，在具体当事人的权利受侵害时客观上有可能存在无可依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或通过了相关的救济程序后仍得不到救济时，需要通过一个开放性的权利救济通道来解决“灰色区域”的基本权利侵害现象。其次，补充性原则的确立有助于合理地分配一个国家的司法资源，保证
宪法法院集中精力解决重大的
宪法问题。如果以
宪法诉愿来代替一般法律的权利救济功能，其结果必然加大
宪法法院的工作负担，既削弱普通权利救济的功能，同时也给
宪法诉愿功能的发挥造成各种障碍。在德国，由于法院的判决也成为
宪法诉愿的对象，两者之间功能的合理分配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三，
宪法诉愿的补充性原则有助于建立权利救济的统一体系。一国的权利救济体系是有机统一的，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功能与特色，需要在不同的救济程序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以发挥权利救济的整体性功能。在奥地利，
宪法诉愿与其他权利救济之间是“相对补充”的关系，原则上要求“穷尽其他救济”原则后才可以提起
宪法诉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