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因此，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中国社会科学包括中国法学对于中国的现实缺乏真正的关注，更缺乏对之做“问题化”的理论处理的能力。这意味着，在未加反思和批判的情形下，西方知识对于中国现实之研究更多地起了遮蔽和切割的作用。在本书中，正来专门用一章对“消费者权利”的法学研究之个案进行分析，用这个个案证明，在中国法学研究中，那个本应作为研究出发点和思考根据的“中国”，那个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新起“贫富差距结构”和全球化“世界结构”下的现实的“中国”，是严重地缺位的。（参看第116、127、129页）
　　三
　　在邓正来的这部论纲中，有两个最重要、出现频率也最高的概念，一个是“现代化范式”，一个是“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或“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全书的主旨是论证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中国法学不仅“无力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一幅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意识不到所提供的是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并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第2页）这个看上去有点别扭、像是同义反复的表述，其实包含着深刻的洞见。用正来另一个表述来说，便是：“‘范式’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引导人们去思考什么，而更在于引导人们不去思考什么。”（第45页）经由上面的解读，我们可以明白，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人们的确不去思考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不思考这些问题，就的确不能形成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并且还会不自知地把西方的“理想图景”误当作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以之为判准来分析和判断中国问题。
　　“中国理想图景”的建构，可作为依凭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和西方的思想资源，一个是处在今日世界结构中的今日中国之现实。就前者而言，只要我们对现代化持肯定的态度，西方思想资源无疑是更重要的参照。然而，无论对西方思想资源，还是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我们都需要一个据以对之取舍和改造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今日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一百多年来，我们始终纠缠于“夷夏之辨”和中西文化优劣之争，正暴露了我们丢失这个立足点之狼狈。事实上，无论回归传统，还是全盘西化，都已被证明此路不通，即不为今日中国这个坚硬的事实所允许。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许可以成为西方主义者，但这不会使中国发生任何重要的改变。我们的困境在于，我们既不可能依靠西方文化真正移植西方，又不可能依靠中国传统文化回避和拒绝西方。我们甚至不能通过用西方文化改造、整理、补充中国传统文化来寻找一条出路，许多先辈已经这样做了，确实产生了诸多学术成就，但并没有引导我们走出困境，原因也许就在于仍未认识清楚今日中国这个极其复杂的现实。所以，摆脱困境的出路便只能是对今日中国作更切实的考察，以此为立足点来重新研究中西思想资源了。
　　那么，邓正来如此看重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究竟是什么涵义呢？在本书中，正来在引论和结语中两次陈述不但意思相同、而且字句也几乎一样的一段话，可见他多么重视和强调，这段话是：“把‘理想图景’这个因素引入对中国法学（或中国学术）的反思和前瞻，在根本上意味着我试图在中国法学的领域中，甚或在中国社会科学的领域中，把那个被遮蔽的、被无视的、被忽略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的问题开放出来，使它彻底的展现于中国人的面前，并且‘命令’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思考和发言，而绝不能沦为只当然地信奉‘西方理想图景’之权威的‘不思’的一大堆。”（第22、264页）他还宣告：“开始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进行思考和追究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开始思考和追究我们自己的根本生活状态之正当性的时代的来临。”（第264页）在全书中，他一再用不同的语汇表达类似的意思。据此可以相信，“理想图景”之思考完全是价值观性质的，而“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的涵义大致相当于或接近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核心价值观”一语十分时髦，被管理学家和企业家们纷纷谈论，但要问今日作为整体的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却无人能够回答，或者只说一些陈词滥调。由此可见，“理想图景”问题的提出是极具针对性的。对于学界更是如此，人们往往把现代化问题归结为发展问题，少有人深入其下思考和追究我们所选择或准备选择的社会秩序和根本生活状态的正当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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