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上的所有权首先是一种公权利，是各种主体取得所有权的资格，[9]而对此种权利的
宪法保障是一种制度保障，这种保障是一种对客观制度的保障，而非对各种各样现存的财产权状况或财产秩序的保障。我们通常所谓的所有制，其实就是
宪法所要保障的所有权的制度形式。无论是在公有制国家还是私有制国家，
宪法都要保障所有权的某种“核心部分”，对于这个“核心部分”，即使国家通过立法也不能加以消灭或侵犯。[10]但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不同的所有制，
宪法要保障的“核心部分”是不同的：其中，公有制保护的“核心部分”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它意味着重要的生产资料（如土地、自然资源）只能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私人不具有取得此等财产之所有权的资格；私有制保护的“核心部分”则为一切物质资料的私有，它意味着私人具有取得任何财产之所有权的资格。由此可见，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不在于主体本身的差异，而在于国家、集体和私人是否在
宪法上具有取得重要生产资料之所有权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所有权区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更多具有政治意味，而不是法学意味”。[11]事实上，此种区分同时具有政治意味和法律意义，属于政治法的范畴，它是公有制中在
宪法层面对所有权的区分，而非民法层面的区分。[12]因为它根据主体的不同，分别规定了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在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之资格方面的差异，这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后者确实不因所有权主体的差别而在性质上和保护手段上存在差异。由此可见，《物权法草案》第50条至第55条、第59条至第61条规定的不过是
宪法上的所有权，因为它们在民事立法中再次确认了土地、自然资源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只能由国家或集体所有，私人被剥夺了取得此等财产之所有权的可能性（资格），[13]这是对公有制这种客观制度的保障，是
宪法之制度保障功能在草案中的重申。
宪法上的所有权既然被我们界定为一种和主体紧密相关的资格，那么它和民法上全面使用和支配某一财产的所有权就有了本质区别：前者注重的是取得所有权的资格，是一种获得财产利益的可能性，它不明确地指向具体的客体，一个人并不因暂时没有财产而失去
宪法上取得、占有和使用财产的资格；民法上的所有权则是以具体的物为中介的人和人的关系的表现，有明确、具体指向的权利客体，没有具体指向的物，我们无法想象所有权人进行怎样的全面支配和使用。[14]因此，从客体的角度看，民法上的所有权客体是能够为人们所认识、控制和利用、可以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物，而且民法上的所有权仅成立于单个的、特定的有形客体（即物）之上，此为物权客体特定原则的体现；[15]
宪法上的财产不仅包括民法上的物，而且也包括一国主权管辖下与权利主体相联系、尚未被人们所认识、暂时不能被利用来满足人类需要的一切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16]
显然，《物权法草案》违背了这一区分标准：它一方面在第2条第3款定义物权时，确认了物权客体特定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在第51—55条违背这一原则，因为这些条文规定的由国家所有的土地、自然资源等，并非民法上具体的、特定的物。准此，
宪法上的所有权和民法上的所有权不能得到有效区分，会导致物权法上所有权概念的混乱，难以解释某些问题。例如，按照其第53条的规定，野生动物资源一般由国家所有，那么，国家在候鸟因季节而迁徙至他国时是否丧失其所有权呢？从民法上所有权的角度看，国家确实丧失对这些特定的候鸟的所有权，但在
宪法所有权的意义上，特定候鸟的迁徙并不影响国家对野生动物拥有抽象的所有权，因为
宪法上的所有权意味着一种资格，一种获得财产的可能性，它针对的是处于一国主权下抽象的一切资源，而非具体的、特定的物。再如第51条所谓的矿藏，应指一切已发现或未发现的矿藏，但能在其上成立民法所有权的，必须是已发现的被特定化的矿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