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民主、社团行政是行政法治的社团民主、社团行政，只有法治化的社团民主，才能保障社团行政的法治化。社团民主是社团行政的前提和基础，社团行政是社团民主的实施和实现。社团行政是非国家行政、社会行政，是行政法的新疆域，它开拓了传统行政法的版图，使行政主体多元化、行政理念多样化、行政方式多途径。这样，社团行政法治也刻不容缓，它包括社团自身的法治、社团外社团行政与国家行政衔接的法治、社团内部及行政的法治。相应的，一个构建新范式意义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命题便迫在眉睫，这是实践和理论的要求，也是行政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有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制定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5]因此，作为法治国核心的行政法治（包括社团行政法治）要求构建和制定一部新范式意义的完整、良好的行政法，而且伴随着市民或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社团行政法治将日益成为行政法治的核心。
【注释】 李建科，又名李建东，男，陕西宝鸡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是英译词，是我国学者处于不同理解对之不同的翻译。我们认为这两个词应该有所界分，前者是相对于自由而言，后者是相对与法治而言，是历史地的产物，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目前，学界的著作较多，有：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等。
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思想的新发展，它用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去思考政治、民主和宪政。参见布坎南等，《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布坎南著，冯克利等译，《宪政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参见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0页。
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10。
] 帕累托最优的基本意思是，一个政策使某些人的状况得到改善，而没有使其他任何人的状况变差（即至少维持平盘）。参见林立注：《波斯拉与法律经济分析》，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版，第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