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个不同的部门大多局限于各自的领域里，认为两个学科的关系不是太大，不仅限制了各自学科的视野，而且使得对很多范畴、概念的理解产生了误解。”[④]对于
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角度。一种是从
宪法与部门法的普遍关系的角度，“在法律体系中，
宪法是各部门法的基础，各部门法都应当以
宪法为立法依据，都不得与
宪法相冲突；同时，各部门法也都是
宪法的发展和落实，是
宪法精神和价值的延伸和体现。部门法需要
宪法的指引和规范，以免脱离宪政轨道；
宪法也需要部门法的细化和补充，以落实自己的思想和理念。” [⑤]在这种认识下，
宪法必然要求部门法不得与之相抵触，即使
宪法自身可能并非完全无暇。具体到法的适用性时，这种关系的理论却无法为现实提供指导。如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齐玉苓案件所做的“8·13”批复中“侵犯姓名权的方式侵犯了
宪法所保护的受教育权，应承担民事责任”，无法道明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
宪法权利与
宪法责任等等。显然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无法效仿或推及其他。
另一种是从平行部门法的角度，认为
宪法和民法一样只是法的一个部门而已。它仅仅是调整某一领域的社会关系，并不统摄和涵盖其他法的调整领域。每种学科在自己学科范围内实行自治。而传统的公法私法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这一观点，导致各自为政。但实际上每个民事主体同时又生活在
宪法的模式之下，一方面和另外的民事主体发生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公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契约自由的同时又受到公权力某些规则的限制。
尽管民法学与宪法学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但是双方都属于法学的领域，相互之间的天然联系与融通无法割裂。在更大的系统领域双方面临着相同的任务，追求着相同的价值。应该说由于两者调整对象的相互交织与相连，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的前提性共识已经形成。
（三）民事立法的现实需要
由于当下一些现实问题交织着
宪法和民法的调整，理论又无法满足，展开对话藉希解决现实问题自然是对话的功利主义预期。应该说这种交汇发展的现实问题有不同情形，有的是看似民法问题却需要
宪法调整，有的看似
宪法问题最终却需要民法完成。如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不同经济成分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但由于
宪法本身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成分进行的界分与定位，民法调整的范围受到限制。早在2001年“8.13批复”可窥见一斑，2006年同命不同价一案则更显冲突。
宪法自身制度的匮乏导致根本法需求助于部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