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国着手恢复法制建设。1979年开始陆续出现涉及行政诉讼的法规，如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
25条[1]）、198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第
15条[2]）等，尤其是1982年的新《
宪法》，其第
41条[3]规定再次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同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4]第
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从而使行政诉讼有了完整的准用性规范。1983年，我国普遍在人民法院内开设经济审判庭，经济案件被列入受案范围。围绕经济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不少规范性规定，如1985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
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这时，我国虽然已形成了不少行政诉讼制度（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但无论在法律制度上，还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行政诉讼尚未被看成独立的诉讼法律制度。这种观念上和体制上的转变，首先应归功于1986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5]。该《条例》第39条[6]第一次确立了我国的治安行政诉讼制度，而且从此催生了中国行政审判庭的设立。[7]
但就总体而言，在198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制定之前，中国由于没有确立普遍的行政诉讼制度，其诉讼范围完全依赖个别法作“个别性”规定，当时只有两项行为正式被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那就是（1）部分经济行政案件（主要在税务）和（2）治安处罚行政案件。随着行政审判实践的发展，人们普遍发现《
民事诉讼法（试行）》第
3条第2款不再适应现实的需要，要求制定单一的
行政诉讼法的呼声日益高涨。198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8]（以下简称
《行政诉讼法》）终于颁布，并于次年实施。
《行政诉讼法》第
11条规定了6种可诉行为与一个补充条款，即“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同时，
《行政诉讼法》第
12条又规定4种行为不可诉，即：“（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