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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道德经》“道德”之概念并非今日之矫饰意义，不是僵化伦理教条，我们需要回归还原其本来之意。“道德人”其代表为“圣人”，也就是“有道”之“君子”。治国需要此种“圣人、君子”，也就是“无为有道”者、无所偏执者和无系挂于损人得利者而已。这是最平凡的人，是节制私欲膨胀的人，而不是高不可攀的完人。“君子”太平凡了，人们反而觉得不可高攀，其实是最“下流”者，乃至于似大地无语默默承载万物而已。今日所谓德才兼备者，也类似此“君子”。其实，老子不就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百姓么？
7、后世道家所谓的“道人”是不受他人压制和迫害，也不自我束缚压抑的自由人。首先他是社会平等的公民之一分子，其次他是可以维持基本人权的人，最后他是可以自我发展的自由人，与任何人（包括君王）一样是伟大的、不可侵犯的绝对者、尊严者。如需要君王治理社会，则所谓君王应是“有道”者，必也不害民众国家，节制自己而效力全社会的人。不过，君王何以立？只有人人可为“君”，机会均等，非自立而民定、民举其“君”。“君王”不神圣，也不可世袭，权力有限；若社会不需要君王，那么，权力分立，则权力者去神圣化，权力制约权力为“德”，民众制约一切权力为“道”。
8、“有道”社会是陌生人社会，而非亲亲血缘关系。它需要友爱互助的和谐人际关系，是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的社会。其基本特征是人与人平等，人与自然万物平等，人与天平等。显然，符合法治基本要求者唯此“道说”而已，也就是所谓反虚伪的“礼仪人伦”的大道、真理。
9、“道”要求“节俭”。其“俭”不是要求社会的绝对不发展，而是要求人不奢糜浪费、纵欲贪婪，经济取之“有道”，财富足以富民养民，不要图霸争强，只是民富国强而已。不多，则不害自然环境，不少，则无不能养之灾民。这就需要真实的而非妄求之需要的满足，是人性“人道”之满足，而非后世反“人道公德”的非“人道”之欲求无限之满足。其“节”是对个人要节欲，对权力要节制。如何节制权力？显然，“有道”之权力存在是要求权力不可自己制约自己，需要科学（道）制度（德）制衡，正如“修德”不可人替而是要自己身体力行，这是符合权力之道的必然要求。“道”就是科学精神，起码就是“无为”而尊重自然、存在本身。人类一切祸害无不起于“不自然”、“无道”之主观妄求，无不起于孜孜于变动、改革、发展，而不能静心节欲，安于本分。“道”、制度是科学，则不可随意妄改，而是需要坚持本质、原则的守旧不变，所谓“道不变，律可易”。
10、关于《道德经》与古代“中庸之道”的关系。首先，作者以为古人之“中庸”并非今人之圆滑处中、无原则、不倒翁似的做人处世之术，其实那是大谬不然，与“中庸之道”南辕北辙。其次，即使孔子理解的“中庸”，也是指事物的和谐平衡的不偏斜状态，即自然之“道”，而非扭曲主观、客观之人为折中。最后，真正的“中庸之道”乃是天人合一之最佳状态之德，它尤其适于执法（广义）活动，执法者惟有处中，中立无私，无所执着，才能心明眼亮而无浑浊之智，而达于公正，才有法治真理可言之，否则，稍有偏斜则丧失公正之心、真理之眼，绝不可达于执法（广义）“中庸”之境界。
11、自然有规律，社会“有道”，不遵守规律或“无道”，就是违反“天道”或者不是“人道”，也必将失败或遭惩罚。法是自然或社会存在-存在者整体之言说，也将达于社会现象的本质，作为人类行为之真理而不朽，是人类文明的真实的、美的生存方式之一。
12、《道德经》并非所谓的纯粹玄学，同样也可以是经世致用之学。【4】它表现在其“道之心”即“德”部分，如“功成身退”而不居，岂非造福于民众社会之意？它只不过是一家之学说，绝不独霸于学术，是实践真理之基石而已，一种真正的科学方法而已，一种科学思维方式而已。《道德经》实在是人类智识丰富的智慧宝藏，达到了真理的最高乃至绝对性标准境界。中国历史上的后世之学却每况愈下，远离其质甚至近乎遗忘，可谓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千古憾事。
13、《道德经》三分为“体、用、心”，“体”乃普世之共法理（如今日世界人权宣言），“用”乃体之技艺（如今日之国际法原则），“心”乃共同之信念（如今日和平与和谐观）。后世之学多见其一端而不知全体，今人尤甚而弃之。所以，有历史上统一之后中国政法不分、以政代法（内集权外和平）或西方以法废政、权力独治（内分权外争霸）之偏。我们不可以“道”代“德”，不可以“德”盖“道”，“道、德”一体，互为表里，一“心”系之而不可偏废。有信念，有方法、定制，有人为，法自然，才堪称“道德”社会之要。法治之“本质”为“道”（人性社会之公德）、“现象”为“德”（法制技术）、“心”为“经”（法律之信念，虚无化存在），“宗旨”为民众权利的现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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