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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传媒“监督”司法的弊端
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专制腐败，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司法权力也不例外，无庸置疑，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媒体监督功不可没。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证明，运用得当的媒体监督对实现社会公正，推进民主进程，培育法治精神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媒体监督的功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后，就蜕变成了“媒体审判”。即“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去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②]“媒体审判”实际上是提拔监督功能为干预功能，从而干扰了司法公正。具体来说，中国传媒监督司法的弊端有如下几个表现：第一，即前面所论述的我国媒体的官方色彩所带来的领导“批示”的介入会直接间接地对司法官员施加某种压力，这就难免造成程序的扭曲以及实际裁决者的不适格，从而导致理性化司法过程的缺失。长期以来的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使得我国司法不独立，法院不得不屈从权势；而法院的这种妥协势必造成民众的不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第二，能够引起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案件常常是涉及政治、道德的问题。如果过分的强调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活动的监督，有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的危险。第三，由于新闻是“自由”的和“无限”的，使它的触角伸得的很长，并且由于媒体的影响和渗透无所不在，而法官本应是冷静的，理性的居中裁判者，媒体传播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事实（即便是无关的事实），即使是客观的，比如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其有罪供述等事实都可能对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更何况凡是诉诸法律的案件往往是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而媒体所具有的主观的、激情的和煽动的倾向，极易调动社会和公众的情绪，而当公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会，法官的独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权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第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媒体往往在吸引公众“眼球”上大做文章，而一些法制观念淡薄的媒体人员就“哗众取宠”地进行报道，这就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的乘虚而入。以上这些原因成为司法独立、司法公正道路的挡路石，导致媒体与司法关系的混乱，从而做出了事实上的“媒体审判。”
三、传媒与司法的内在一致性
媒体与司法有种种冲突，有的是人为造成的，有的则是由于二者运行机理的不同所导致的。就后者来说，一方面，司法独立对媒体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在法治国家，司法具有终局性，而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根本，这就需要给司法审判工作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对媒体也是如是要求。另一方面，媒体监督对司法独立又有着天然的侵犯性。[③]比如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事实讲述，评判标准等方面二者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虽然二者有上述的不同，但二者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同样决定了司法与传媒有着内在一致性。
（一）价值追求的统一性
司法与传媒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司法通过依靠公众同意的公共准则——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传媒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道德来评判是非，批评侵犯者的侵犯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正是由于司法与传媒能统一于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司法独立与传媒自由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传媒与司法的一致性还表现在二者均以行政权和立法权为指向。在一些西方国家，由于立法权与行政权存在势力凸显的倾向，需要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寻求种种抑制其膨胀的手段。体制内为司法权，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在体制外则可依赖传媒。如此，传媒与司法便承担起制约与监督行政权与立法权的使命，这使二者在政治学意义上的相同之处甚于差异，在现实生活中默契多于掣肘。
（二）司法需要传媒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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