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证据保全之种类。从以上分析证据保全的管辖法院时所引两岸
民事诉讼法条文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证据保全包括诉前证据保全和诉中证据保全，并未就具体类型案件而有所区别。而大陆
《民事诉讼法》未设明文，而仅在
《证据规定》第
23条第3款中规定：“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诉前保全证据的，依照其规定办理”，这样一来尽管通过立法解决了诸如海事诉讼、仲裁过程中的诉前证据保全问题，但并不能解决其他类型案件在诉前出现的“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之情形的证据保全问题。学说有认为二者均可以[15]，亦有认为限于起诉后者[16]。依大陆
《民事诉讼法》第
74条用语，申请证据保全者，限于“诉讼参加人”之文义解释，以及大陆《
公证暂行条例》第
4条第2款将保全证据，列为公证业务，似以后说为当。不过，如此解释将使证据保全之机能，大受影响[17]。
第五，证据保全的启动方式。根据大陆
《民事诉讼法》第
74条之规定，诉讼参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大陆就证据保全的启动方式规定得较为原则，并未细化。我国台湾地区的证据保全分为声请证据保全和依职权证据保全。关于声请证据保全，台湾
“民诉法”用了较大篇幅进行了规定。而依职权证据保全是由第372条规定的，内容为：“法院认为必要时，得于诉讼系属中，依职权为保全证据之裁定。”这条规定置于声请证据保全的各项规定之后，虽不显眼但足以起到关键作用，这里的“必要”一般由法院裁量之。但需要注意的是，法院依职权保全证据，“必已在诉讼系属中而后可，在诉讼未系属以前无行使此职权之余地也。”[18]经对两岸证据保全的启动方式进行比较发现，两岸对证据保全的启动方式均是双重主体，这似乎与弱化法院职权、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是相悖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证据保全与当事人举证毕竟有所区别，因为证据保全的基础是证据在客观上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而当事人的举证具有或然性。而且，证据保全寻求的是对当事人证据的公力救济，无论是当事人申请还是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对证据的保全在客观上产生的效果是有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从而对法官的裁判起到公正的影响作用，而当事人举证更强调当事人在举证上的责任性。”[19]当然，尽管两岸规定了形式上相同之证据保全启动方式，但实质上二者是不一样的，大陆规定得过于原则，而台湾地区则规定得更具有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