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中的信息异化-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倘若专家能够做到遵守“手段——目的”理性，即自身的专业活动只作为既定公共目的的实现手段存在，不以私人目的替换公共目的，将一部分专家作为公众代表或许能以技术效率证成其合理性，特别是在普通公众参与环评亟需政府技术支持，而相应的支持资源又不可避免地遭遇稀缺状态，且相关替代——环保团体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是，没有健全外部职业市场及相应职业声誉的制约，专家很可能为建设单位/规划部门“俘获”，形成监督方与被监督方的共谋关系。在这种名为开放实为闭合的环评空间里，发布方可以更方便地借助这种共谋关系把风险信息过滤掉，使得公众参与制度的甄别、筛选机能陷于失灵。
　　二、基于效用的信息异化
　　如果把通过公众参与制度过滤高风险拟议对象实现的区域环境安全等收益看作是能给个体带来一定效用满足的物品，与可以直接借助价格机制进行配置的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不同，它属于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公共物品本身不能由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直接显示与满足偏好，只能在需求与满足之间插入一个技术手段——公共选择，依此来架起双方的桥梁。[14]作为同属于公共物品的上述环境收益，其实现也需要借助公共选择程序——对高风险拟议对象的剔除，必须达到民主决策原则的多数票要求。
　　同时，作为满足个体效用的“正常物品”（normal goods），环境收益同样受制于消费行为选择的一般规律。微观经济学研究成果表明，环境物品的需求强度、支付意愿与人们可支配收入高低成正相关关系。[15]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经济学家指出，如果基础性物品（basic goods）的需求未能满足，处于较高层次的环境物品很难纳入收入预算线约束下的“一篮子（可得）商品”的范围；当收入提高预算约束线右移，相应的效用无差异曲线较中、低收入状态下为高，人们对环境物品的需求程度、支付意愿随之增强。所以，由于不同个体面临不同的收入预算线和效用无差异曲线，环境收益在个人消费函数中占有的位序、权重亦不同。
　　循此，要满足环境收益与短期经济收益对决中前者胜出所必需的多数票要求，就必须能够对参与公众的环境物品偏好进行有效的集中，以形成足够大的偏好量和足够强的偏好度；而这又是以大部分公众基础性物品的有效满足为先决条件的。否则，位于较高消费位阶的环境物品将很难在公共选择中获得帕累托最优的“一致同意”或逼近帕累托最优的“多数同意。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们往往将公共物品型的环境收益需求与大多数人收入较高、生活稳定联系起来，指出这种联系正是较之于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运动在发达国家能成气候的原因,而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也证实了这一点。[16]
　　相反地，如果参与公众当中的大部分基本生活水平尚未越过洛斯托所划分的生活水准三阶段中的第一阶段，[17]他们对于基本物品的偏好可以被方便地集中，且其偏好强度远远超过对其他物品的偏好程度，那么，在环境收益与短期经济收益的对决中，这种特殊转型时期对基本物品偏好的趋同性很可能为发布方提供与环保主义者博弈的强力资源，使之能够借助拟议对象所承载的、可以满足基本物品偏好的维度把集体行动中的多数判断引向于发布方有利但并不兼容长远环境利益的方向上来，由此形成基于效用的信息异化。
　　第一，在当前和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动，寻找新的、能有效扩大就业容量的替代性渠道，促进闲置劳动力、特别是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增进社会稳定仍然是经济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中心议题。对失业群体来说，由工作岗位提供的、以基本物品需求的有效满足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本体安全之切实保障是将成为其最强烈的需求。其自身及周边人下岗、待岗的经历，还有伴随而来的各种风险，特别是“最怕没有工资发，基本生活离不开它，现实一点讲就是这样”式的、对失业造成的本体安全危机的巨大恐慌，往往使之形成就业导向型的判断——“外面有好多下岗、待岗的”、“有工作肯定比没工作好”。[18]在下岗职工为代表的失业群体成为主要参与者的局部区域中，一旦基本物品诉求和附着其上的就业欲望成为多数参与者和发布方的“common knowledge”时，发布方就会借助公众对基本物品偏好的易于集中性，将拟议对象与再就业机会的增加彼此勾连，建构出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来缩短拟议对象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以获得对拟议对象的足够赞成票。鉴于被说服的可能性与听众自我利益和拟议对象间的距离呈反方向变动——二者间的距离越小，被说服的可能性越大，[19]这一作法将大大减少公众对拟议对象作出否定性判断的可能，提高拟议对象的认可程度。同时，这种诉诸公众自我利益的修辞手法——基于效用的信息异化也会因为公众既有的信念而强化说服力，把后者的判断最终引向发布方欲求的方向。贝叶斯定理指出，个体的前见将影响其依据新信息输入形成的判断，[20]如果公众基于既往生活体验和观察事先已形成“新规划/项目的上马将带来新工作机会”的强烈确信，在急切的工作欲求推动下，这一既有确信会形成有力的隐性强化机制，对经由发布方裁剪的、有关拟议对象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信息输入产生放大效应，使得公众很容易在情感和利益判断上不自觉地成为发布者的“同盟军”，使得赞成票的比例成功上升。即使不存在特别设立的“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21]只要参与公众中亟待就业者占有相当比例并形成数量上的优势群体（比如在老工业基地），加之以一致性就业诉求为基础形成的利益高度关联，以及转型时期就业目标的话语优势，发布方就不难以在民主决策原则下必需的“多数同意”成功瓦解剔除高风险对象必需的“多数反对”，从而使得公众参与制度的风险筛选机能再度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