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在中译本中进行对照和寻找，例如，他说“王权，即作为意志最后决断的主观性的权力，它把被区分出来的各种权力集中于统一的个人，因而它就是整体即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9]“主权是整体的人格；符合自己的概念而存在的这种人格就是君主其人。”[10]黑格尔在其著作中极力称赞君主制，排斥民主制，并且用非常混乱的语言批评人民主权的思想，他还声称君主的世袭制是最正确的，而君主的选举制是最错误的。考虑到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盛赞北美洲（也就是美国）的共和制，同时预言美国代表未来的世界精神，[11]他的这些君主制的辩护词似乎的确矛盾重重。也许《历史哲学》是后人编辑出版的缘故，大多出自黑格尔讲座的内容，其中对于政制的观点更为自由和中庸一点，并没有绝对赞成或者排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
2、黑格尔在讲座中说，“国家的实在法可能会与理性完全背离，从而是非法的。”在其著作中的表述则是：“某些法的规定可能从当时的环境和现行的法律制度来看，是完全合理的且适当的，但在其绝对意义上说，仍然是不法的、非理性的。例如罗马私法中的一些规定。”[12]Ilting认为这是一种策略，将普遍性的论断转为针对罗马法的规定，是为了避免审查中的干涉，而且用语也显得委婉的多。
3、在18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黑格尔指出，法国革命所揭示的理念是，任何
宪法只要与理性的法的原则相抵触，就是无效的。他还指出，“人们必须将法国革命这一事件视为理性的
宪法与试图将其窒息的实在法和特权的斗争。”他还指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性，但是这些内容都没有出现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
4、在著作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的批评者将此视为机会主义的表现，是试图将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描绘成理性的现实。但是这一著名的格言在其讲座中有不同的面貌。在1824-1825年间的讲座中，黑格尔指出他的“现实”一词，具有特殊的含义，他说：“世界上存在着不符合理性的事情，它的确存在，但它不是现实的。” [13]
我们无从知晓黑格尔到底是不是完全因为出版检查的原因才修改了出版著作中的内容，也无从知晓是黑格尔自己修改了内容，还是经过审查人员的要求而进行了修改，但是上述证据的确表明，被称为最伟大的哲学家的哲学，或者说，世界所了解的最伟大的哲学家的哲学，可能在某些部分并不是他最真实的意思表示。虽然这种歪曲并不是彻底的改头换面，仅仅是在一些内容上进行了微调，不能完全等同于伽利略面对教会的威胁而放弃其对地心说的批判，但是黑格尔的形象却因此几乎是彻底地改变了，他因此被许多人视为自由主义的极力反对者、集权国家的鼓吹者、个体权利的抹煞者、民主共和制度的蔑视者，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曲解。这一曲解的起始原因，就是针对大学教授学术著作的审查制度。这个制度从当初的效果看是非常显著的，鉴于黑格尔在哲学界、思想界的崇高地位和声誉，鉴于他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德国乃至世界的追随者，这一歪曲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它可能对于普鲁士君主的利益而言是正面的，但是对于思想的发展，甚至间接来说，德国宪政制度的建立问题，都有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也许夸张一点说，出版审查，阉割掉了黑格尔法哲学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国家应该是真实的，理性的实体，这种理性有其特定的标志，就是权利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