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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立马中条》所载的史实之所以不为人知，道理显而易见：孙蔚如的部队是国民党的杂牌部队，国民党政权因为其非正统而不屑言之，共产党政权又因为其属于国民党正面战场而不愿言之。民族健忘症的发作症结在于这一历史的尴尬地位。
其实，更尴尬的描述在该书《百年沉浮》这一章。该章使我们窥到了抗日英雄的悲剧性结局，许多人有功无赏，反倒背上不白之冤，现在仍旧过着非常贫困的日子。
如果没有这一章，《立马中条》的思想启迪意义肯定会逊色不少。作者告诉我们，历史健忘症在目前不但依然发生着，而且愈演愈烈。这就像在高杆上挑着一个千疮百孔的内裤，令所谓“正人君子”们汗颜，也让所有有良知的世人揪心。当我读到中条山战士自立的后死碑，读到西安莲湖公园纪念碑的被拆除等章节时，一股辛酸苦涩涌上心头，五味杂陈，良久不能自已。
当我们忘记前人，我们必定要被后人所遗忘，当我们不能善待为民族做出贡献的仁人志士，我们必定要被后人所抛弃，而且下场更可悲。历史应该受到尊重，英雄应该受到厚待。原因很简单，我们正在享受着他们用生命锻造的成果，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因为我们也在续写着历史。
《立马中条》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反思的契机：即当我们喟叹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民族美德不在的时候，当我们感怀人心不古的时候，那些对社会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姑且谈不上青史留名，就在其肉体尚未消失之前，就已经被后人有意无意的忘却了。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社会仍在上演着活报剧，高尚者困窘，奉献者伤心，自私者安逸，奸猾者实惠。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人人都去追求眼前的、现实的、功利的东西，除了自己什么都不信任，于是才有了众口常道的社会“信仰危机”。
此说并非危言耸听。建国以来，我们在对待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个体上，一直在这样一个怪圈中旋转。五六十年代中，最有能力的干部被派往工厂，最听党召唤的青年到边疆拓荒，最吃苦耐劳的先进分子抛家弃子一心为工作，他们为了事业、理想舍弃了人生应该享有的生活，然而到了年老干不动的时候，许多人却要自己品尝诚笃执著带来的苦果，甚至累及到亲属后代。英雄流血又流泪，献了自身献儿孙，这句俗语鲜明的道出了英雄群体的苦涩与无奈。
往事怎能如烟？往事难以如烟！
挖掘沉史固然需要崇拜和毅力，但记录整理这段往事更需良知和勇气。感谢徐剑铭等三位陕籍作家，他们十年耕耘，使我们在享受现实生活美好的同时，能感怀到60多年前的如荼岁月，得以咀嚼历史带给我们的甘甜和苦涩，思考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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