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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为什么倾向于不信任证人？鉴于法官与证人相互之间信息不对称，法官不清楚证人是否说真话，证人也不知法官是否会采信证言，是否处罚伪证行为，因而构成一个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博弈模型。假定证人证言与案件具有相关性，且法官公正公平。证人有不作证、作证两种选择；若作证，可选择不出庭或出庭，两种情形皆可选择说真话或作伪证；法官则可采信或不采信；若不采信，法官还可选择处罚伪证行为或不处罚。证人和法官都是理性的，会利用其所有的知识和信息来追求最大化，当一方选择行动时显然会考虑他方的策略，双方的互动决定博弈结果。根据初步分析、逻辑推演、证人与法官无重复博弈机会以及本文调查材料，可以推论在现行的制度约束下，证人选择作伪证和法官选择不信任是符合其效用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往前追溯，证人选择不出庭、最终选择不作证，是证人与法官博弈的纳什均衡。这一点令人震惊，说明制度本身出了大问题。法官不信任证人主要有如下重要因素：
（一）证人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
在诉讼实践中，证人基本上成为“当事人的证人”：当事人和律师之所以能收集和提供证人证言，往往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足以导致证人合作的社会关系；证人往往由一方当事人带到法庭；作证大多是出于和当事人的特殊关系，而非为履行协助司法裁判的公法义务。因而，对于当事人带来的证人，多数法官往往会有一种天然的警惕，倾向于认为证人只是一方当事人的延伸。当某种利害关系被对方当事人揭露或为法官察觉时，法官对待证言便可能愈加排斥，甚至根本不考虑。（13）法官从主观上排斥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之证言，主要是因信息筛选成本过高而作出的选择，因为此种情形下证言虚假的概率较高，甄别、审查、判断证言的成本极高，与收益不匹配。即使不依赖证言无法证明案件事实，法官还有一条“光明大道”，诉诸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而作出“证据不足”的裁决。
理论上，利害关系对证言的采信不应有太大影响，只是《证据规定》第69条第2项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仍可与其他证据构成证据链而证明案件事实。（14）但是从行动中的法来看，利害关系往往成为法官权衡证据可采性的前提，对法官采信证言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证人首先持不信任态度，这种“前见”（15）会导致一切有关证人证言的收集、提出、询问、审查和认定的行为归于无效，法官往往简单地放弃考虑证言，仅以利害关系为由直接否定证言的证明力，甚至回避对证言的实质审查，尤其当存在书证、物证等替代性证据时。这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对裁判结果稳妥性的追求，因为证言容易反复，更可能导致“错案”。
（二）证人是否出庭？
证人不出庭会导致询问证人和质证无法进行，法官无法核实证人的情况、资格、与当事人的关系、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等事项，因而不能消解、甚至会加重对证人的“前见”；但证人出庭又暗示了与当事人可能存在某种利害关系，成为制约证言证明力的一个悖论。这样，法官并不信任证人，证人的证明作用被挤对得颇为尴尬。
不过，法官对证言的采信实际上并没有以证人出庭为要件。虽然法条和法理都要求证人出庭，但司法实践不同于书本上的法。对“如证人不出庭，你是否会采纳其证人证言”的问题，选择否、有时通过书面审查也可采信、其他三项的法官较接近，分别为19.25％、29.95％和27.27％。即使证人不出庭，法官也并非一概否定证言的证据效力。（16）一些法官几乎同等对待书面证言与证人出庭，甚至还有人认为书面证言优于口头证言。十多位法官提出，是否采信证言的关键不在于证人是否出庭，而在于是否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当问到“在办案中，您更希望证人证言采取何种形式”和“您更愿意相信书面证言还是口头证言”时，D法院受访法官的21.43％选择书面证言。当然，证人不出庭的证言多数情况下不会被采信。E 、F 、G 法院250个抽样案件中，证人出庭9人次，采信的证言3份，采信率33.3％，而证人未出庭的书面证言243份，被采信5份，采信率2.06％。
要求证人出庭是言词主义（17）的基本要求，但言词主义不是绝对的。不仅立法本身设定了例外（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和法院依职权调查），而且司法实践中存在“活的规则”。言词主义并不意味着诉讼中完全排除书面文件，因为：（1）言词主义的核心在于，法官与当事人（而不仅仅通过律师）和证人直接接触，法官调查证人符合其底线要求。（2）言词主义的贯彻与诉讼经济大致呈反向关联，审理越坚持言词原则，往往成本越高周期越长。为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可适当使用书面文件。（3）司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正义，尽管现代司法理念认为言词主义有助于接近正义，但特定情形下使用书面文件可能更利于正义的实现，如未成年人作证。（4）书面证言的一个功能是，对证人证言相对加以固定，并因此令证人的“反悔率”更低，因为实践中证人随意推翻证言的现象普遍，“白纸黑字”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证言的真实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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