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陈述没有奖赏，虚假陈述亦无责任。调查表明，对证人作伪证的处理，多数法官（49.73％）只是批评教育，其中D 法院78.57％；采取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法官14.97％（大多罚款，拘留措施的使用极少），其中H 法院为0；不了了之的比例6.42％。显然，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基本上不会因作伪证而付出多大代价：批评教育和不了了之占84.99％；因伪证而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几近于零，所有被调查法院皆未出现此类案例。这样，我们就可将证人作伪证视为证人权衡各种因素——比如，作伪证帮助一方当事人会产生现实或潜在的收益，被惩罚的概率极低，惩罚承诺不可置信——后所作出的理性选择，是证人与法官博弈的结果。正如上述法官与证人的博弈分析所提示的，法官选择不信任是其最优战略。既然法律可视为一种激励机制，伪证普遍（及证人不出庭）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就可看成是现行制度所激励的结果。
证人与法官合作的实现取决于一系列规则的激励，包括奖惩规则。其中惩罚比奖赏更深刻，是合作的关键。证言为法官采信的前提是陈述真实（尽管伪证有时也可能被采信），但是证人的真实陈述不能建立在奖赏的基础上，而只能以有效威慑为条件。有效的威慑机制的关键，一是对伪证施加更严厉的惩罚，提高罚款金额，追究刑事责任，特别可考虑借鉴英美法的做法规定藐视法庭罪；二是严格执法，提高发现和惩罚伪证行为的概率。证人作伪证的预期成本不仅与惩罚的严厉度相关，更与能否有效执行有关。惩罚要令人置信，须适时适当进行检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态度——多大程度上愿意“叫真”，而这又受制于成本收益的对比。尽管法官追究伪证行为的经济激励不足，但只要对成本较小（伪证行为明显）、收益较大（行为情节恶劣）的情形坚决予以追究，也可一定程度上实现杀一儆百的威慑效应。假如被发现和惩罚的概率达20％，伪证行为将会大大减少。在刑事诉讼中，人们会有这种感受：尽管存在证人不愿作证、不愿出庭和作伪证的现象，但相比民事诉讼，证人所发挥的作用相对更大，法官对证人的信任度也更高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的收集更多涉及“威慑力往往强于法院”的公安和检察机关，刑事案件相对更“事关重大”，对伪证的制裁力度更大，发现和惩罚伪证行为的概率相对更高，因而法院的惩罚承诺更可置信。
六、谁之证人、何种出庭方式：证人与诉讼结构
“谁之证人”的问题涉及到整个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大陆法系强调证人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证人被视为“国家/法院的证人”，证人作证是对国家的义务，是否传唤证人由法官决定，证人作证的费用由法院依法定项目和金额向证人支付（尽管最终由当事人承担）。故大陆法的司法伦理不提倡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律师与证人的接触，试图通过切断这种接触而确保证言的客观性；这种接触可能成为对方攻击的理由，并往往会导致证言价值的下降。而在普通法国家，证人是“当事人的证人”，是当事人重要的诉讼武器，依附性强（尽管法律也规定证人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证人由当事人寻找和提出，证人是否出庭由当事人保障，法院通常没有确保证人出庭之义务，证人的报酬一般由当事人依法律规定支付。案件真实的发现和裁判结果的正当化，通过对抗制本身自我负责的程序保障机理，利用当事人双方竞争性收集和提交证据并相互攻击而得以实现。法律容许当事人及律师在开庭审理前会见证人，甚至并不禁止律师对证人的训练，（23）这种训练不会影响证言的证据价值。两大法系对待当事人及律师事先与证人接触的不同态度，源于诉讼结构的不同。
中国的诉讼结构与证人出庭方式存在一种结构性错位。中国的民事诉讼结构属大陆法系，证人的询问和审查等皆采取大陆法的方式，通常由法官直接询问证人，当事人及律师询问证人须经法官许可，法官通过询问证人并结合其他证据对证言进行审查、核实和确定其证明力。但在提出证人或证人出庭方式上，实践中却主要采取普通法的做法，由当事人及律师寻找和提出证人，并通常在庭审时直接带到法庭，或申请法院传唤证人到庭。法官甚至事前并不知道当事人是否提出证人、证人是谁、要证明什么，（24）因而在实践中存在证人主动要求作证的有趣现象，D 和F 法院皆有此例。
这种畸形搭配不可避免会导致证人制度的机制失衡和功能紊乱。例如，它会对证人不出庭而无法证明的风险负担产生微妙影响。既然由当事人负责和保障证人出庭，《
民事诉讼法》第
66条及《证据规定》第47、55条又要求证人出庭，则证人不出庭而可能无法证明的风险就完全转移给了当事人。这又与中国法律对证人的定位产生了冲突：既然证人是“国家/法院的证人”，这种风险就不应（完全）由当事人承担，何况导致证人不出庭的原因（25）主要来自制度缺陷、法治不健全、社会条件不具备和公民义务的普遍缺失。既然民事诉讼的目的是限制私力救济而实行公力救济，国家就应担负起确保证人出庭的职责。而正如上述，书面证言的证明价值实际上仍在一定限度内为法官所承认，故当事人事实上也未完全负担证人不出庭而无法证明的风险，未履行应负职责的国家以另一种形式（民事诉讼“潜规则”）对当事人作出了“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