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实体性的东西，包括各种各样的制度、各种各样的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制定很多很多法律，比如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我们北大法学院有一位巩献田教授认为它完背离了社会主义，而我认为社会主义还太多了一点，所以我们在北大法学院形成两派意见，开会的时候，他坐在最左边，我坐在最右边。这样一部法律最后也出来了。
全国现在的法律文献差不多可以用多如牛毛来形容。以前我们嘲笑美国的法律多，据说一个男孩等女朋友约会，结果两个小时女朋友没有来，他就不等了，到法院去起诉，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也越来越多了，以前这张脸没有法律，但是现在你可以起诉了，我可以起诉你侵犯我的肖像权。法律的规范导致了诉讼的增多，导致我们权利的增长，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法律中间种种的缺陷，影响了我们的行使权利，比如丈夫不签字，太太和孩子就死在手术台上，有关医疗救助方面的法律规定，医生有义务进行救助，但就同样的事情医疗管理方面的规定却说说，必须要在场的家属签字才可以进行救助，法律之间产生了矛盾，似乎人们怎么做都是违法，或者怎么样都是合法，这样就构成了我们法制第二方面最重要的内容。
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国家的法制与法律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跟法律有关的文化，实际上是一国国民对法律的观察、观念、价值判断。比如他们是不是喜欢诉讼？遇到案件的时候，有人劝大家不要去诉讼，大家尽可能少诉讼。这当然跟社会结构性有关，人们是长期稳定地生活在一起的，诉讼可能导致几代人间的仇恨，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是不合算的，是非理性的，所以大家有时候忍一忍，让一让，就会变成的非常自然。
当然我们说法律文化的时候，不同的文化群体对他们的法律文化会有不同的看法，法律文化会影响到法律制度的运行。比如孕妇事件，其实折射出的是生命的问题，我看了一下有关的报道，在美国发生这样的情况之后他们会有三个医师在一块研究，如果认为是必须进行手术的，他们不需要家属同意，即便家属不同意他们也要作这个事情，当然法律要给他们免责的。所以我们如何去看待生命，为什么计划生育会在西方世界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想这是跟人与基督教的观念有关系。
我想一个国家文化整体的状态，最终塑造了一个国家法制的状态。近代以来，我们引进西方许多的法律和制度，甚至也引进议会制。你会发现西方的议会整天都在吵架，这些人好象就是为开会而出生的，天天就在那里吵，这是议会的本质特征。英文议会翻译过来就是大声说话的意思，但是到了中国，议会悄悄发生了变化，我们全国人大不吵架，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还叫议会吗？我一直建议以后全国人大不要翻译成“议会”了，这翻译法是有问题的，我建议用音译，直接译成“Renda”，让外国人知道咱们这个跟他们那个不一样，我们这个是一年一度最大的Party，你甚至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代表穿上节日的盛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