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逻辑里面却有问题，何老师讲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可以推敲的。比如说，中国近代恶劣的学术环境。我就想，中国近代的学术环境恶劣吗？是不是真的是恶劣的。何老师提出了三个方面，一个是战乱、一个是内乱、一个是专制的政治。对法学的影响，一个是经济的不稳定，的确不稳，一个是迁校。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的确是挺恶劣的，你看又有战乱、又有专制政治的压迫。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我是根据自己看过一些材料，一些人物的传记提出疑问的。专制政治是不是就不讲法，是不是就一定不讲法，军阀一定不讲法吗？我们看到很多军阀非要搞一个
宪法出来，他们是不是就一定不看重“法”？另外，当时经济不稳定，学校状况不好，那么知识分子的收入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其实，知识分子的收入是相当高的，比我们现在高得多。只是在什么时候变低了呢？在日本人进来以后变低了，具体说是在1942、1943年以后，知识分子的收入下降，下降地非常大。当时学校迁来迁去，这种流动对学术的确有影响，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学术也有促进。什么促进呢？我们知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很多人出身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留洋，留洋回国以后就在大学教书。他们对中国的基层社会、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并不是很了解。用当时一个著名的学者——蔡枢衡教授的话讲，他说当时主张民主宪政的人都是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这些知识分子怎么了解中国社会，就是通过在战乱过程中，不断地跟基层的、最底层的人接触，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才真正的了解到中国社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后来的民主宪政运动，以及一些人到了延安，这些知识分子是怎么选择人生道路的？就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他们一方面看到了政府的腐败，另一方面看到了老百姓的贫困和愚昧。因此这种迁校，这种动荡对学术本身是不是就一定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这个是可以推敲的。所以，不一定没有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学术就一定会受到伤害。
何老师第三个部分提到了三种价值取向，我认为他概括的并不是很全面，这个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包括下面的对法科知识分子几种类型的划分，这种划分如果让我来评价，我认为是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我们知道很多知识分子，你把他的传记仔细地读一下，他忽而是主张立宪的、忽而是主张革命的，并没有一个很固定的类型。一定要把他框到一个类型当中去，这完全是我们后人在写史书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一种叙事方便去把他们搞成一个什么什么类型。刚才付老师介绍我的时候，说到我又搞
刑法，又搞法理，其实我还在搞法制史。我2003年在复旦大学的时候就是搞法制史的，跟着郭建等几位老师搞法制史的研究，因此，你很难说我是搞什么的。我的导师张老师，你说他是搞什么的？这个很难说，是吧？很难说。虽然我现在搞学术没有几年，你都很难评论我是搞哪一方面的。那么我们又如何把近代知识分子划分成保皇派、改良派、革命派、法治派以及启蒙派、洋务派等等，我觉得这种类型化的划分是可以再琢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