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震的一连串评论中，“乌有之乡”里的人还高抬军队的重要性，将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人民解放军简直奉若神明。我高度肯定解放军在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的丰功伟绩，也热情肯认此次抗震救灾中的杰出表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称他们为魏巍所谓的“最可爱的人”。但是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最可爱的人”及其所代表的高度军事化和集体化的精神来管辖我们一切的生活领域呢？那将注定是灾难。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宽容与多元的环境，需要公民社会和日常法治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军事化崇拜仍然是一种危机应急心理，与常态化的现代化建设，包括改革开放本身延续下来的自由维度是格格不入的。“最可爱的人”如果是重申一种关于良善的军民伦理，我举双手支持；但如果是重新主张一种军事崇拜和总体国家，我则坚决反对。在和平时期，一方面军队应该裁减以较少国防财政开支，并将青壮年精英留在公民社会领域以促进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搞精兵战略——这也符合国防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军队文化应该从社会主流文化中主动退出，让一种健康、理性与平和的公民社会文化自主产生和发展。
我本人对“左边”的朋友保持着深深的同情，因为我能够深刻地理解他们的道德热情和心灵焦虑——但无论有如何的热情和焦虑，我们都不能丧失关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基本构成与运行的理性立场。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社会改革出现的一些问题而责难于整个体制及其改革方向——关于现代化，甚至和谐社会，我们的历史经验还远远不够，特别是无法用三十年改革的微薄经验来完整地矫正千年文化传统和百年革命史所带来的诸多偏颇和价值干涉。因此，对于改革三十年以来初步实践并积淀下来的关于政治、经济与法律的价值共识与制度成果，我们应该持一种宽容和珍惜的态度。“左边”的朋友对毛时代的崇拜总体上是一种历史的悲情，是整体主义道德观的结果，没有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演进的辩证过程——比如邓时代就是对毛时代的一次有益的辩证否定，一次将军事化和集体伦理转换为民治化和个体伦理的历史过程——中国必须这么走过来，舍此将毫无出路。
这是我对“乌有之乡”的新解，提供给“左边”的朋友以及其他来路的朋友们分享和参考。我的专业是
宪法，但我也绝不是过分简单和浪漫化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和马克思在我看来都不是最合理的制度思想资源。我坚持认为当代中国必须在以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和以法治精神为核心的政治法律结构的基础上，以现代化为基本目标，追求一个常态化的和平国家的建设。肯认这一点甚至是我们应该持守的民族意识伦理——因为我们的智慧已经可以穿透历史，因为我们已经在关于中华民族的新的历史辩证法阶段。改革以来，我们正是有着这样的基本理性和信心，初步的中国奇迹才有了可能。在开放的全球化结构中，应以开放、理性与合作的精神发展我们民族自身。中华民族历经历史苦难，今日终于显现复兴气象，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历史的悲情和片面的道德热情而人为葬送这一过程。笔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面向未来，为竞争与生存计，中华民族应该以现代性为前提来整合民族性，以巩固统一和发展，且只有在融贯西式现代性和自身民族性的综合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地“赶英超美”，以泱泱十几亿人口和几千年连续之文化传统的大国现代发展模式贡献于世界的发展文明。这里尤需注意的是，对于现代性的肯认与追求是兼容事实与价值的，其首要目的在于中华民族本身的竞争与生存——一个民族的竞争理性与生存状态，绝不应仅仅是一种事实优势，还应该是一种价值优势。
我要告诉“左边”的朋友的是，1949年解决的只是我们民族如何“独立”的问题，显示的是一种关于生存的事实上的优势，但1978年开始的却是我们民族如何“融入”世界的过程，漳显的是西式现代性和民族性相综合的基础上的价值优势，以及一种可扩展与可交流的我们民族的现代新文化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