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贤人政治影响。我国在长达4000多年的阶级社会里，实行圣贤治国的贤人政治，强调国家兴亡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工作能力和道德修养，老百姓申冤叫屈要找“清官”作主。脍炙人口的“铡美案”、“杨仍武与小白菜”无不是在领导亲自过问下得以解决的！法律意识有强大的传承力，时至今日，找领导和清官申冤，在民众中仍有很大影响，大量进省进京的越级访、重复访正是这种传统思想的产物。而我们现在加大领导接访力度，强调领导者个人在化解信访工作中的作用，领导不正是在扮演“清官”么？不正是迎合群众“告御状”和“青天申冤”心理么？
（3）司法行政化的影响。中国历来有行政、司法不分的传统，官员既从事行政事务，也从事司法事务。信访与司法本属不同性质的工作，分属不同的权力体系，各自都有独特的运行方式：从工作人员比较，信访工作人员具有非专业化、非职业化、全能型的特点，而司法人员具有专业化、职业化、精英化的特点；从机构权力运行和决策方式看，信访机构具有严格的等级秩序，信访问题的解决主要靠领导决策，而司法机构之间是平权和彼此独立的，司法裁判实行民主合议制；从功能看，信访工作采结果取向主义，追求实质正义，司法工作采过程取向主义，追求形式正义；从接访程序和层级看，信访持放任态度，而司法持严格限制态度。严格来说，法院不应当有信访，只有申诉。其实并非如此，《国务院
信访条例》第
15条规定：“信访人对各级……人民法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分别向有关的……人民法院……提出。”这里规定了信访与司法分权原则，但不彻底，同时又明确人民法院存在“信访事项”，且信访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信访事项”，为司法行政化留下了空间。法院有一套与信访工作程序极其相似的处理申诉模式：处理来信来访不严格限制层级，且处理率必须达到100%，要做到人人接待、案案回复；其工作流程是，先由立案庭的法官接待和研究后，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再报送庭长、院长审批，如原裁判有错，即进入“程序”再审；人民法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与普通法官相比，享有较大的权力，对上访问题的解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故院长接访、院长包案就成为化解矛盾、平息上访的最为重要的措施，院长的态度如何是上访问题能否解决的关键。这样一来，申诉行政化就日益凸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