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殊性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掌握了系统的知识，掌握了独立的思想原则和理论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立的人格。余杰在《铁屋中呐喊》（修订本）中谈到北大精神的失落时说，蔡元培主张大学的独立精神，独立于党派与政治，学术研究和创作力保其独立与个性。而陈寅恪强调了知识分子群体的首要特性——独立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二个特性是权威性，这是一种来自于知识的权威性，是知识分子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过程中、在接近真理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种权威性。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权威性是确信的，他们认为经过严格推求得来的知识具有当然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高于政治的权威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权威性的确信构成了其人格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第三个特性是革命性，即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方式观察和分析社会，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合乎理性的方案或以其特殊的行为启发人们思考。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这种使命性是以知识为依据对社会的一种积极关怀或消极关怀，而不应理解为以知识的名义为其他权威性系统作辩护。因为任何知识生产的最终目的只能是追求自由，而非任何被解构或扭曲了的权利。
　　作为知识分子系统的毛泽东显然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而革命显然需要借重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影响。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认识到从长远看，政治的权威性与知识的权威性相比存在先天的不足，是无法从根本上说服日益走向理性的人民的，必须向知识系统寻求权威性，因此更需要和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合作。在这一点上，至少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做得要好的多，这也是它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建国后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及其原因分析
　　很多人会说鲁迅的早逝、胡适的离去是两个人的福分，我要强调的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是不幸的，他们承受了社会历史过于沉重的压力。如果说在革命时期中共与知识分子的还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合作关系的话，那么建国后这种关系则演变成一种服务关系、隶属关系，而同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命运也在一种新的背景下变得暗淡和模糊起来。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即发动了对梁漱溟的批判，接着有马寅初，以及一大批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不仅在党外进行严厉的压制和批判，同一时期在党内的批判也很严厉。人民民主专政的滥用，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话语，终于摧毁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性，一些人投降了，一些人逃离了，一些人韬光养晦，只有少数的人继续进行着抗争。真正的知识生产领域萎缩了，而大量虚伪无价值的歌功颂德的作品、人民民主专政的文化占了主流，“运动式”的批判之风一次次刮过。肯定有很多人会问：毛泽东到底怎么了？中国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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