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意味着在否定现状的基础上建构未来。如果说“
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是一种“破”，那么更重要的是如何“立”。这方面的工作，陈兴良教授十多年前从《
刑法哲学》一书就开始了。将
刑法纳入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不仅是以此冲击和破坏旧有的苏俄体系，也是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为刑法学铺设、加厚新的学术地基。不过，在当时封闭的学术氛围中，这只能是作者一种精卫填海、独孤求败式的努力。随着学术环境的逐步开放，国外刑法学知识大量涌入，在本书中，作者利用新的理论资源对“社会危害性”、“违法性”、“主客观相统一”等基本范畴进行逐一清理后，认为局部的“缝缝补补”根本无法突破旧有的苏俄框架，反而形成了更强烈的不兼容。于是，与“
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相呼应，陈兴良教授主张“全面引入德日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这一去一来，一破一立，不是移植对象的单纯更换，而是一种历史的复归。一百年前，大清变法修律，中国刑法学融入到大陆法系的刑法学传统中并积累了半个世纪，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另起炉灶，转习苏俄。如今，陈兴良教授所呼吁的
刑法知识的转型，正是希望将中国刑法学的命脉拨入正轨，与半个世纪前中断的传统重新接续。
当然，为达此目的，也并非只能完全依赖和移植外来知识。在本书中，作者还展示了他在
刑法方法论和判例刑法学等方面独特、开创性的思考。总之，《
刑法知识论》一书从多重角度、多个层面向人们说明：
刑法知识一方面要回应刑事法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学术上的独立性。就此而言，我国现有的刑法学已处于临界状态，
刑法知识的转型迫在眉睫。但是，正如作者所言，本书的写作是断章式的思考，最后以书的架构组合，这也导致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论证脉络上不够连贯：刑事法治思想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性的诉求，保障人权和限制权力的理念的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所谓学术的纯粹性、独立性与刑事法治之间究竟是具有一致性还是存在某种张力，又该如何把握，是由本书开启但未完全阐明因而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