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税与费的法律界限
由于费只针对具体的给付行为发生效力，其征收不介入付费人的日常财务，所以费没有财政监督职能。费的职能体现为两项，即财政功能和经济职能。与税相比，费只具有辅助性的财政效果，费的款项只是补偿特别行政和服务支出，国家并不以此作为供普遍性公共支出的财政来源。同时，与税的杠杆型的经济职能相比，费的效用仅只在于对暂时和局部的拥挤性消费进行调节，并不具有宏观性和全局性的经济调控作用。
关于费的具体分类，又表现出区别于税的外在特征。例如，规费、工程受益费和政府性基金与税的区别主要在于：其一，在产生前提上，税以满足法定构成要件为前提，规费以依申请之特定行政行为而发生，受益费基于政府一定的工程行为，和对于个人有可以衡量的特别利益存在，政府性基金以特定政策及收入目的为基础。其二，在强制性上，税具有对不特定人的完全强制性，受益费和基金具有可选择的强制性，规费虽一般基于特定给付自愿申请，但申请人实际上别无其他的选择途径，因此实质上体现为半强制性；其三，在征收方式上，税可以运用累进课税的方式，规费依特定行政行为成本补偿为基准，受益费则根据其受益的大小而比例征收，基金依政策取向和公平法理而征收。其四，在款项用途上，税除指定用途税外可以为一般支出，规费只能用于对应行政成本补偿且纳入政府一般预算中，受益费的运用限定在工程建设费用上，基金则实行基金帐户专款专用。
税与费外在特征的诸多不同，是基于税费具有不同的属性。作为财政收入主要和根本的来源，税是维持国家运行和确保宏观调控的基础，所以必须有强有力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予以支持。费是国家财政收入的辅助性手段，其重要性和规制程度均逊色于税收，故在征收、使用和保障等也不如税收优越。不过在实践中，税费的分野与政府利益的分配息息相关。大多数国家划分税与费的法律原因，均是基于中央和地方财权的冲突和割裂。一般而言，税的设定权在国家一级，而财源依托于地方。地方若不能在财政分权中获得足够利益，其财力即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形。收费的重要而基本的原因就在于，缓解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收入不足的困境。由于费的财政归属级次不高，且法律没有设定严格的征收标准，故实践中出现很多以费挤税的现象，这又要求理论上对税费作进一步的界分。
（三）立法规制：以什么为中心？
检视税费法律关系的基本构成可以发现，前者是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私人财产的无偿转移与分配，后者则是公共团体与特定受益人之间特定受益的补偿与交换。税费主体和内容的对比和差异体现出，税涉及的层面比费更为宏观、广泛和根本。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尽管并不完全等同，但却大致重合和统一，在此基础上税的立法层次应处于更为根本和首要的地位。相比而言，费所体现的公共团体与特定受益人之间的对等负担，则显得较为微观、具体和局部化。同时，尽管费既没有私法契约那样完全私法自治，又没有行政契约那样较强的法定性，但毕竟也是一种公权力对私人财产权的介入。为保护私人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费的规制也应当体现对公权力的约束。基于此，也如同其在财政层面上的区分，税与费的立法位阶和序列也得以明晰，税收的立法层级应较收费立法为高。
税收立宪的基本理论来自布坎南（James.M.Buchanan）关于财政立宪的思想。税收立法应当上升到宪法的层次，但收费立法则属于行政法范畴。行政法的基本要义在于行政公权力在程序上的约束，费之法律规制的关键点也在于此。具体而言，收费立法的行政法属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公权力约束的取向，以保护私权利不被肆意侵犯；二是法授权约束的取向，即在法授权的范围内方可为收费行为；三是程序约束的取向，即不介入收费定价裁量本身。另外，作为行政法的特别组成，费的立法也有其区别于其他行政法的特殊点：一是裁量权的相对高阶性，即在职能团体或机关意欲对特定事项收费时，应交由其上位一级政府决定，以保证利益的衡平化；二是费种设置的相对稳定性，即一旦某项收费被设定，尽管可能因随情事而需变更，但还是应与人们的期望和信赖相适应，而保持其相对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