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按《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两京诸市署令”条：“凡卖买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买奴婢牛马立券”条：“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云云，马牛与奴婢并立，都要求立市券；而按照《日本令》规定，“其马牛，唯责保证，立私券（谓不经官司，自立私券卖与……）”，则与上述唐律令规定要求“奴婢、马牛等”都一律立市券不同。
第三，《日本令》注释云：“其余货物，不在此限”，则除奴婢、马牛等外，皆不必与市券以及保证人有何瓜葛了。
总之，日本令中关于奴婢卖买的规定，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唐代制度。但日本令根据现实状况而作的修改，与唐代相比，其差异也是容易考见的。
【注释】作者简介：霍存福，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唐代买卖契约均言“卖买”，“卖”字居先，与今日习惯说法不同。盖当时强调卖者责任，其法律后果更重视保护卖者利益，通常都是“财没不追，地还本主”、“物即还主，钱没不追”，参见唐《田令》“卖买田须经所部官司申牒”条、唐《杂令》“家长在”条。赁租契约及质押借贷契约也实行“财没不追，地还本主”，参见唐《田令》“田不得贴赁及质”条。今按唐代习惯，仍称“卖买”。
《宋刑统》卷二六《杂律》“受寄财物辄费用”条所附的唐《杂令》，有关于借贷的三条专门规定，另有一条涉及到借贷，并为宋令所沿袭。我们通过《宋刑统》看到的这四条唐宋杂令，与保留完整的《日本令》相同，可推测唐代有关借贷的这几条令文，是当时法令中的基本规范。比如，唐宋《杂令》的“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条，与日本《令义解》卷十《杂令》“公私以财物”条相当；唐宋《杂令》“诸以粟麦出举”条，与日本《令义解》卷十《杂令》“以稻粟”条相应；唐宋《杂令》 “诸出举，两情和同”条，与日本《令义解》卷十《杂令》“出举”条相当；唐宋《杂令》“诸家长在”条，与日本《令义解》卷十《杂令》“家长在”条相当。且其文字或全同，或微有差别，而略作修改。参见《令义解》，吉川弘文馆1988年版，第336-337页。
按，“财没不追”之“没”，似应解作“尽”、“无”，而不应解作“没收”之“没”。
依唐武德《田令》：“诸丁男、中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薄厚，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开元七年、开元二十五年令略同。又武德、开元二十五年令：“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不给。”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栗劲、霍存福、王占通、郭延德编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540-542、562页。
参见《令义解》，吉川弘文馆1988年版，第110页。但日本令的“宅地”，在当时就有理解上的不同。一种是《令义解》的理解，认为“宅地”指“有舍宅之地”，但在立法例上，“略举宅地，田园皆同”，从而“田园”也应包含在内。另一种指宅及田园。《令集解》卷十二《田令》“宅地”条引“穴云：宅地者犹言宅耳。问：宅地一欤，二欤？答：二也。宅及田园之地，师不依此之说。”参见《令集解》（二），吉川弘文馆1988年版，第358-359页。
参见《令义解》，吉川弘文馆1988年版，第110页。又《令集解》卷十二《田令》“赁租”条引“释云：赁租及卖者，皆任其心，纵经年数，赁租无妨。古记云：园听任卖也。”参见《令集解》（二），吉川弘文馆1988年版，第3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