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一、 刑事辩护之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二、 现实层面的原因概述　

　　三、 背景中的阴影：司法改革是盘棋　

　　四、 谁之法律共同体？　

　　五、 作为意识形态的民众法律观　

　　六、 法学教育：朦胧的定位与难脱的责任　

　　七、余论：一点感慨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死所有的律师。——莎士比亚[1]　

　　一、刑事辩护之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不仅仅是民商法律业务的繁荣，近年来各级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也逐渐上升，在悲观主义者眼中，这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道德沦丧的表征；乐观一点看，社会进步的速度加快，所需要的新陈代谢节奏也必然加快。如果把它解释为社会变革进行到一定程度从而在解决深层次矛盾中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成本的付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也许只是一个社会的常态。因为即便在美国这样的现代法治国家的“标本”中，刑事案件同样层出不穷，从这个角度看，犯罪的此起彼伏并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社会对待犯罪和犯罪人的态度，这才是法治国与人治国在刑事领域的分水岭。而作为这道分水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刑事辩护情况在此凸显出尤其重要的意义。　

　　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刑法？因为它是“人权保障的大宪章”，它不仅仅是为了打击犯罪，更是对国家刑罚权的制约。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刑事诉讼法？因为它是“活的小宪法”，它不仅仅是为了司法机关办案方便，更是要通过程序实现一种看得见的正义。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刑事辩护？因为只有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真正价值和实质精神才能够得以体现。没有了辩护律师的帮助，弱小的被告人根本就难以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无论是实体法上的权利还是程序法上的权利，要想真正地从“纸面上的权利”变成“现实中的权利”，对于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的专业性要求就使得被告人必须寻求辩护律师的帮助。这就好比得了一般的头疼感冒自己吃点药也许可以解决，但若患上复杂疑难的大病或者生死攸关的重症，我想每个人都会去医院求医生诊治，这一方面由于医疗技术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因为人们对于自己身体健康的重视。刑事辩护律师在保护被告人权益上的作用和重要性同样如此。病人面对的是可怕的病魔，而被告人面对的则是强大的公诉机关。医生用他的医学知识和技能帮助病人康复，辩护律师则用他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帮助被告人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生命、自由和重大财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对待刑事辩护的态度表明了这个国家的法律共同体以及这个共同体为之服务的民众对待生命、自由和人权的态度。在美国，最著名的大律师几乎都是做刑事案子的。克莱伦斯·丹诺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律师，正是因为他一生为死囚及刑事罪犯辩护近六十载，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穷人和劳动者的守护神”而著称，成为激励成千上万美国律师的楷模。[2]　

　　而在中国，情形则颇有不同。与上面提到的刑事案件上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越来越少。以北京市为例，刑事案件年平均办理数量已经下降到不足1件。据北京市律师协会的统计，2000年北京市有律师5495 人，全年办理刑事案件4300件，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年的2.64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尽管按照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辩护的一些硬性规定，法院有时候会摊派给律师一些指定辩护的案子。但很多律师对待这些案子根本没什么积极性，只是装装样子走走过场便草草了事，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这种情况，在全国一些中小城市则更为严重。在律师圈内，做得越是成功的律师越是不愿意做刑事案子，甚至先前一些以做刑事辩护出名的律师也开始转向，将重心转移到民商代理或非诉案件上。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全国有70%以上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介入，总之，越来越多的律师将刑事辩护视为畏途，这已经是业内人所共知也毋庸讳言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