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持续数十年的社会变革，却让吾国众多人民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里，获得了思想自由、行为自主的初步条件。经济领域的自主经营，政治领域的权利追求以及文化思想方面的多元主张，已然借助一定的制度得以彰显。互联网的方便功能，使官方和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网民们随时捕捉到。政府的一系列福利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民互动、协商的事实。特别去岁发生在四川的震灾，让国民充分扮演了自主地加入救助行列的角色，并释放着自由思想、自主行动的激情。不少捐款者，并没有积极响应单位的动员和号召，而是自主地到社会救济机构隐姓埋名地去捐款，有些公民甚至自己驾车，直奔救灾前线。中有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官员、甚至曾经的一些离经叛道、坑蒙拐骗者！这种感人的场景，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主体思想自由、私人行为自治的力量。一时间，一场灾难，成为我们重新考量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国民精神样态和行为模式的重要参照。当局倘能因此而因势利导，积极推进吾国由动员型社会向协商型社会的转变，或许是中国社会真正转型的重要契机。然而，行动在关键处总是掉链子！　

　　这不由让人想起前不久由一些知识分子炮制的一份什么文件。它居然让当局如临大敌、惊慌失措。尽管始作俑者想通过自由签名的方式获得该文件的广泛支持，但该文件充其量也不过是在我国所初现的人们思想自由的表现方式而已，并且观其内容，也不过是人们熟悉的现代政治常识，其方案的粗糙疏漏更是昭然若揭。因之，当局大可不必慌慌张张，并把签名者急急忙忙地打入另册。一旦当局处理得当，这或许是我国真正迈向一个协商型社会的重要契机。可惜，一种惯性让我们仍然按照动员型社会的要求来处理这样的事情。社会协商机制迟迟不能以建立，就在于当局对任何一种异见、特别是所谓政治异见的过于警惕和提防。但不难想象，对于一群伟大的政治领袖而言，倘若手下只有唯唯诺诺、点头哈腰、毫无见识的应声虫，而没有任何可互动、可对话的有见识的主体，那和管理一群羊有什么区别呢？那领袖的伟大能表现在何处呢？在那边远的牧场上，人们到处可见哼着牧歌、举着牧鞭的放养娃，以及那乖巧、顺命的绵羊呢！　

　　一个协商型社会的政治和社会使命，或许就在于尊重一切对手。哪怕他是你的学生，或者是你的下属。这让我又不禁想起另一件往事：一次在清华开会，我邀请梁治平先生方便的时候访问山大威海分校法学院，给我们的学生传经送宝。可他在感谢之外，反问了一个令人回味悠长的问题：谢晖，究竟谁给谁传经送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