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家从单纯的人性解放角度来考量犯罪，提出了建立“惩罚之城”的宏伟目标。在这里，肉体被去客体化，而灵魂被视为矫正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取代了犯罪主体成为一种潜在的危险，他们成了权力战斗的主旨。防止犯罪重演，防止未来的混乱成为权力的主要方向。单一的主体作用泛化为广阔的对潜在主体的作用，对主体的单纯犯罪行为的作用演变为对整个主体流程的作用。“惩罚不再是一种展示权力的仪式，而是一种表示障碍的符号”。日常的违法活动面临严厉惩罚。惩罚的手段从重点针对罪行转移到适用于整个社会，“从而控制整个弥散的非法活动领域”，权力应在一切领域中对主体进行作用。这种技术以对一个主体的调配，宣传，放大来实现对一群主体进行规训的作用。所以，一套符码警示系统取代残酷暴行所带来的恐怖。惩罚首先针对其他人，针对潜在的罪犯。可以说，在这套系统中，“每个因素都应能揭示和重申罪行，使人想起法律，显示惩罚的必要性，证明惩罚的适度性”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启蒙思想家的惩罚之城最终只是一个美好的幻觉，规训之城最终确立（监狱的诞生是其在刑罚领域的标志）。监狱的诞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刑罚方式与启蒙思想家的理念可以作一个对比，有两个主要的不同：一是刑罚的对象重新选择了我们沉重的肉身，而放弃了对灵魂的救赎；二是监狱的刑罚执行是不公开的，这与惩罚之城的基本要求完全偏离。　

　　监狱和徒刑这个东西终究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而且，时至今日，它已经覆盖了几乎所有的领域。监狱的出现有几个前提：其一是新的知识。人是机器，这一恐怖的学说似乎最符合现实，通过不断的训练和强制，事实证明人能够向着规训者所希冀的方向发展；其二是启蒙思想的影响。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这场运动的反作用。人们不再接受那种粗糙和残酷的刑罚，对刑罚的合理性、精确性、法定性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但是，最关键的，国家刑罚权（无论其代表是君王还是现代政府）最终目的都是实现有效的控制上，实现其自身的发展和扩展，监狱的诞生是一种更有效和更精致的权力策略。　

　　监狱的模型其实早已有之。军队、学校、大型工厂都是监狱的鼻祖。这里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一套严密的岗位分配、一套完整而紧凑的时间表，一套精细和严格执行的监管制度。而监狱与之相比，除了更加严厉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规训着的隐匿化。前面提到在前启蒙时期，王权是尽可能地展示自己的存在，而今日，重点却是被规训者的暴露和规训者的隐藏。一个监狱应该是所有的犯人都随时处在被观察之下，而观察者却处在一个无人可见的地方，被观察者深深受到这种不可见的压力，而观察者却因这一优势能够高效地管理众人。这一点其实在军队、学校也是有所表现的，比如军队里面有突击检查，而学校里的老师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你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