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笔者的建议：现阶段我国认定故意犯罪应当以社会危害性认识为主，以违法性认识为辅
在综合分析了违法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认识的区别和价值意义后，笔者站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功利的角度提出，在我们现阶段法治还相当不健全的时代，应该以社会违法性认识为故意犯罪的主要判断标准，辅之以违法性认识。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现阶段刑事法治的客观需要。刑事法治的进程是缓慢的，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以社会危害性认识作为故意犯罪的主要认定标准，因为民众绝大部分在心理上还是接受社会危害性认识的，有一个比较广泛的现实环境。
第二，对违法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认识做出了地位上的区分。再现阶段，应该坚持以社会危害性认识为主要认定故意犯罪的标准，但不应放弃违法性认识的价值，毕竟，未来我国刑事法治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还是要回归到法治的范围，真正做到以违法性认识为故意犯罪的认定标准。
【作者简介】
庄绪龙，于2008年考入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薛进展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刑事政策学。
【注释】 高铭暄主编：《
刑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页。
但是有学者认为应当采取否定说：违法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认识都与犯罪故意五官，只有犯罪构成事实才应当成为故意的唯一明知的内容。行为人只要对行为的事实情况有认识，并且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从而危害了社会，即使误认为没有违法性或者社会危害性，也仍然构成犯罪。具体参见李心鉴：《
刑法中违法性错误与故意的关系》，载《政治与法律》，1990年第5期。
樊凤林主编：《犯罪构成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同上。
同上。
参见姜伟：《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参见高铭暄主编：《
刑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68页。
参见冯军：《论违法性认识》，载赵秉志主编《
刑法心探索》，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参见齐文远《论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在《青年法学》，1986年第2期。
高铭暄主编：《
刑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页。
高铭暄教授曾经指出，
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
刑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以往的刑法学研究，基本上都是以
刑法立法和
刑法司法为主，过分偏重注释
刑法和
刑法立法、司法解释，而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
刑法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应用性，关键还在于其科学性。要维护刑法学的科学性，就必须进行
刑法的基础理论研究。
我国现阶段法治建设方面的国情是严峻的，且不说我们国家还存在15%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就说我们学习研究法律的一些专业人员也不能对法律有清晰的理解，具体参见上文的有关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