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1所示的例子中，如果超市在购物合同中约定不承担寄包损、失之责，又不尽任何注意，那么，如前所述，除商品价格外，顾客至少还需负担的成本为28——即顾客选择低程度的注意。[53] 假定甲顾客的保留价格为R甲，此时，超市为将商品售于该顾客，定价至多为R甲-28（不妨设此价格为P= R甲-28），超市获得的利润π=R甲-28-MC（若超市愿意将商品售于甲，π≥0，即R甲-28≥MC）。如果超市将注意程度调整为低程度，则顾客所需承担的其他成本最小可以达到18，于是，为获得同一顾客，定价最高可以提升至P’=R甲-18，但此时超市需承担的注意成本变为5，也就是说，若以此价格出售商品给甲，则超市的利润π’=R甲-18-5-MC= R甲-23-MC，提高了5。不过，如果超市将新的价格定得略低于R甲-18，但不低于R甲-23（不妨称此新价格为P’’，即P’>P’’≥ R甲-23>P），便能进一步提高利润。在此种定价下，保留价格R乙略低于R甲的乙顾客（R乙R乙-18≥ R甲-23> R甲-28）。此时，超市的利润π’’=（R乙-18-MC-X低）×2=2 R乙-2MC-46，大于π’，更大于π。[54] 相比原先不尽注意的情况，超市尽到低程度的注意之后，其可以从每位顾客处多获得10的收益，[55] 为此，其为每位顾客多支出的成本是5。然而，在顾客已经尽到最优程度之注意的情况下，[56] 若超市由不尽注意变为尽低程度注意，社会收益的增长也是10，而为此社会成本同样增加5。[57] 可见，由超市调整注意程度带来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都将被超市内部化，因此，当垄断性超市选择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注意程度时，恰好也能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所要求的最优注意程度。[58]
但是，尽管垄断性超市可能尽到符合最优标准的注意，而其垄断的性质，仍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无法实现。以下表2的示例中，垄断性超市有三位保留价格（R）不同的潜在顾客（R甲=200；R乙=100；R丙=150），他们购物时都将留存价值为100的物品；当事人的注意成本及预期损失都与表1相同（表2中，超市不承担预期损失，顾客选择最优注意，即顾客的注意成本始终为3）；为方便起见，假定MC为0。
表2：垄断性超市的销量选择
注1）：销量为1时，超市仅向甲售货；销量为2时，超市仅向甲、丙售货；销量为3时，超市向甲、乙、丙售货。
注2）：超市利润=（定价-注意成本）×销量
注3）：社会福利为超市利润与各顾客的实际收益（保留价格-定价-注意成本-预期损失）之总和。
由表2可知，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超市将选择低程度的注意和销量2；而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超市尽到低程度注意，并将销量提高为3。超市虽然尽到了最优程度的注意，但其销量将低于效率的要求，造成社会福利损失。[59] 也就是说，垄断市场中，社会福利损失源自供给数量的不足，而非注意程度不符最优标准。因此，要谋求有效率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状态，关键在于打破垄断，而非由法律介入调整当事人的程度注意。
命题3：在垄断市场中，若双方都具有完备的信息，而且垄断利润存在最大值，则无需法律介入，当事人即可自行尽到最优程度的注意。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垄断性超市调整注意程度的行为在扩大其自身的垄断利润的同时，也会增加消费者的福利。一方面，在超市提高注意程度并提高价格至P’’之后，甲顾客获得的效用为R甲-18-P’’，因为R甲-18=P’>P’’，所以此时其效用必定是正的；而在超市改变注意程度之前，甲顾客购物的获得的效用为R甲-28-P，又因为商品原先的定价P=R甲-28，所以原先甲顾客的效用为0。可见超市注意程度和商品定价的改变增加了甲顾客的效用。另一方面，若另有保留价格为R丙（R甲>R丙>R乙）的丙顾客，在超市改变注意程度和定价之前，其不会购买商品（因为P=R甲-28>R丙-28），亦即其效用为0；而当注意程度提高，定价变为P’’后，丙顾客就会购买商品（因为R丙-18>R乙-18≥P’’），其获得的效用也大于0（R丙-18-P’’>0），换言之，超市调整注意程度和价格也给丙顾客带来福利。所以，在垄断市场中，倘若法律强行要求垄断者尽到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注意，那么，不但会减少垄断利润，同时也会减少消费者的福利。
处于垄断地位的超市是否会自行选择承担留存物损、失的责任呢？与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的超市相同，若垄断性超市无法了解顾客的实际注意程度，就不会主动作出这种选择。例如，如表1所示，若垄断性超市选择承担这种责任，那么，与竞争性超市一样，它将预期顾客不会尽任何注意，并且，垄断性超市也会选择尽低程度的注意，以使其负担的注意成本与预期损失最小化。与上段相同，若甲、乙顾客的保留价格分别为R甲、R乙（R甲>R乙，MC+28>R乙≥MC+25），为将商品售于这两位顾客，超市的定价不能超过R乙；不妨设超市的定价为P=R乙。此时，超市的注意成本与预期损失之和为X低+p低无×m=5+20%×100=25，故当超市向一位顾客提供该商品时，其成本为MC+25；于是，在此条件下，超市的利润π=（R乙-MC-25）×2=2R乙-2MC-50。而如果超市选择不承担留存物的损、失责任，并同样尽到低程度的注意，则其商品定价最高可达R乙-18；不妨设其定价P’= R乙-18。此时，超市的注意成本为5，故当超市向一位顾客提供该商品时，其成本为MC+5；于是在此条件下，超市的利润π’=（R乙-18-MC-5）×2=2R乙-2MC-46。因为π’>π，所以垄断性超市在这种情况下不会选择承担留存物的损、失责任。[60]
4．信息不完备
前述2.、3.段假定当事人对注意成本与预期损失的变化具备完全的信息，从而可以自行实现最优状态。而事实上，当事人的这些信息通常是不完全的。在超市寄包案件中，顾客很难掌握超市尽到的注意程度——尽管或许可以通过观察了解到超市是否安装了摄像监控设备，是否聘请的专业保安人员，但顾客仍难以获知监控系统是否正常运行，保安人员巡视的频率如何、是否恪尽职守等信息。此外，顾客也难以知悉伴随超市注意程度的改变，预期损失将有何种程度的改变。[61] 于是，在此种信息不完备的状况下，超市就可能选择不尽到最优注意。
在此，我们仅以顾客不能全面监察到超市的注意程度为例，说明信息不完备可能导致的无效率状态。[62] 若顾客完全无法知悉超市的实际注意程度，则其可能认为超市会完全不尽注意。[63] 如表1所示，此时，顾客将预期其购物的全部成本为商品的价格与相应的预期损失之和，即C=P+25。[64] 由于超市同样不了解顾客的实际注意程度，因此仍不会主动选择承担留存物的损、失责任。于是，在竞争市场中，如果甲超市尽到符合最优标准的低程度注意，则其定价P甲=MC+5；而如果乙超市不尽任何注意，其定价P乙=MC，显然P乙
当然，为了获得更加完备的信息，顾客也可以投入更多的成本了解超市的安全状况。例如，可以事先进行调查，甚至聘请专业人员搜集超市安全状况的情报。然而，对于平常的超市购物者而言，这些调查分析的成本可能远远超过由此避免的损失。因此，理性的顾客不会采取这种得不偿失的措施，而宁愿信息不完备。不过，随着预期损失的增加，我们也可以预见：理性的顾客会愿意投入更多成本，掌握更全面的信息，从而促使商家也尽到趋于最优的注意。我们已经知道：预期损失的大小取决于损失概率与损失强度，当损失概率不变的情况下，损失强度——在此，也就是留存物的价值——越大，预期损失也越大。于是，随着留存物价值的增加，顾客愿意投入的信息成本也会增加，其掌握信息的完备程度亦相应增加，商家的注意程度随之增加，整个市场的平衡点便趋近于最优状态。[68]
命题4：随留存标的物价值的增加，顾客更有可能增加信息投入以取得更完备的信息，从而减少由信息不完备引起无效率的情况。
5．超市寄包案的分析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为实现符合效率要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状态，超市和顾客双方都需要尽到最优注意；2）由于顾客的信息不完备，市场将无法自行实现最优状态，因而需要法律的介入；3）为实现最优状态，法律不能无论双方注意程度如何，一律要求一方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无论将超市寄包解释为简单的保管合同还是租赁合同，均不能实现最优状态；4）为实现最优状态，法律至少要对一方当事人的注意程度作出规定，使其符合最优状态下的注意标准；5）实现符合效率要求的最优状态将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对于接近完全竞争的超市行业而言，提高效率带来的好处将归于消费者，所以，有效率的法律规则也符合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价值取向——无论如何，效率在此不会损害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