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青砖清水墙的小楼记录了中国宪政史的变迁，也目睹了中国法律教育的演进，可以说是悬挂上了一颗象征红色政权的钢制大红五角星，难道这是历史在悄悄地泄露着“议会”这舶来品必然要接受中国本土化的基因改造才会服水土的天机？有幸置身这百年沧桑的议场，双目紧闭，追忆和想象旧中国议会制度的如烟往事，也使我对新中国的代议制度有了更多的探究冲动。

　　

　　回顾本文的写作，从2008持续到2009，这两个数字对宪法学人来说都有特殊的意义。过去的2008值得记忆的不仅仅是那些大喜大悲，还有与宪法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深刻记念：改革开放30周年，革命委员会建立40周年，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反右结束50周年，大跃进50周年，人民公社50周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100周年；我们正身处其中的2009同样有许多需要反思的纪念（有些还很敏感）：取缔“法`轮`功”10周年，八`九动乱20周年，西藏叛乱、废除农奴制、达赖流亡50周年，建国60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6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经历了如此多风雨，中国社会早已天翻地覆，但宪政却如唐僧般困坐在悟空给他画的保护圈里。150年来的求索历程，德先生和赛先生总是和中国玩着“躲猫猫”，好在伟大的中国人民矢志不渝地秉持着“探索无止境”。但黑格尔早就说过，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考虑中国的宪政有两个事实不能忽略：一坐在圈里的唐僧会念紧箍咒制约悟空；二把参照系放大，唐僧早已“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故需要让“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