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和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连续发表了白建军教授的两篇“量化分析”论文：《刑罚轻重的量化分析》和《犯罪轻重的量化分析》。2004年，Social Sciences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又发表了这两篇论文的浓缩版，将上述研究成果介绍给了国际学术界。白教授的研究成果何以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或者说，什么是白教授的贡献？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拜读了白教授的新著《罪刑均衡实证研究》——这本专著正是上述研究的最终成果。

　　正如书名所表明的那样，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罪刑均衡问题，作者的研究初衷也是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检验“罪刑关系具有均衡性”这个理论假设。不过读完全书，留给我最深印象、让我拍案叫绝的却是作者在犯罪严重性程度（罪量）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可以说，白教授的研究为后来者标定了一个新高度，而且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高度。

　　应当说，对犯罪严重性程度的追问是人的一种天然冲动。笔者在学习法律之前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刑法对这个罪规定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对另外一个罪规定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呢？这些刑期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的？阅读了一些刑法教科书后，笔者就为自己当初的问题感到傻气了：立法者不就是先对犯罪的严重性程度进行“估堆儿”，然后大致确定一个刑期吗？除了刑法本身，哪里有什么衡量犯罪严重性程度的标准？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么这个标准就只能是立法者的喜好——尽管立法者的喜好不可能变幻无常，不可能与社会常识截然相反，但是很明显，这个标准并不科学，也不客观，进而并不总是可靠。“低级”的问题“解决”了，笔者于是学会了在刑法规范范围内思考问题：故意杀人比故意伤害重，抢夺比抢劫轻，没学法律的人都能说出一箩筐的道理，可是故意杀人和强奸妇女哪个重？侮辱和诽谤哪个轻？很明显，即使以规范的视角来审视，上述问题的答案也不是一目了然，甚至无法在抽象层面上得出结论。难道在这里面真有一个学术难关没有攻破？

　　白教授的研究对此做出了令人心悦诚服的肯定回答，而且他回答的是我眼中，似乎也是很多法律人眼中的“低级”问题（问题越“低级”越带有本源性？）：在刑法规范之外，也就是在法定刑这个刻度之外——根据逻辑关系，是犯罪的严重性程度决定刑罚的严厉性程度（刑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犯罪严重性程度是否还有更科学的刻度？如何确定这样的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