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对于一部法律，即便可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但是如果其他国家都已经制定，那么“一定是有道理的”。在这个方面，反倾销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许多专家，包括WTO秘书处自己，都在不同场合表示，反倾销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实际确实如此，一个国内产业的兴衰，受到经济周期、国家政策、消费者口味、企业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怎么能将所有问题都归咎到进口产品的冲击上呢？但是当各国纷纷出台自己的反倾销法之后，没有反倾销法的国家则处在被动的位置———因为它的出口产品将遭受其他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但是却没有办法对进口产品实施调查。从“囚徒困境”的原理来看，虽然合作的效用最大，但是在无法断定对方的行为的时候，选择不合作更为明智。那么，结果只能是也尽快出台自己的反倾销法。

　　虽然世界仍然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法系，以判例为主要法律渊源的盎格鲁—萨克逊普通法国家，和以成文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但是两者的融合越来越明显。由于商业活动需要具体内容的指引，成文法在这方面的优势勿庸置疑。如今，普通法系国家也已出台大量的成文法文件。例如，英国2006年的公司法洋洋洒洒，长达1300条，令人叹为观止。英国牛津大学的公司法教授丹·普伦蒂斯先生（Dan Prentice）认为中国的《公司法》太短，只有219条。看来是英国而不是中国更像成文法国家！不过，成文法国家对于判例的重视，似乎仍然不感冒。以中国为例，最高法院的公报案例可以被被认为这个方向的一个尝试，但是，与普通法法官可以从案例中总结出规则不同，中国司法审判的规则，仍然需要以司法解释这种成文法的形式发布。而且，我看不出，司法解释和司法判例之间有什么联系。不过，有一点在所有地区似乎都一样，法律总是在不断地更新着，“它们就像变动的火车时刻表一样”。

　　信息的加速传播也促进了法律的变平。在一些重要法律的出台前，中国全国人大法工委或者国务院法制办的官员会“走出去”，了解各国法制之异同。国外的学者、律师和官员们也会被“请进来”，在各大研讨会上各抒己见。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学术机构、法律实务工作者之间的交流。